1951年3月底，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表了最后一份战争声明，强调“中国没有足够遂行现代战争的工业力量，中国军队的数量优势抵消不了陈旧战争机器的巨大缺陷。”“如果联合国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的海岸线和腹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三个多月后，骄横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迎头痛击下溃不成军。

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丢掉了指挥员最基本的战略清醒，犯了一系列本不该犯的战略误判，不仅使自己的职业军人生涯晚节不保，还把美军拖入了二战后损失最大、受挫最重、伤害最深的朝鲜战争。

误判来自片面的认知。麦克阿瑟在朝鲜最大的错误，莫过于彻底低估了对手。最具讽刺的是，他一向以了解“东方哲学”自居，但他对“所谓的东方人思维”的理解，却停留在旧社会形态的过去时。套用美国人的话说，麦克阿瑟也许了解马尼拉的富商、蒋介石那些胆小如鼠的腐败军官、东京街头卑躬屈膝的日本人，但他对饱经战争洗礼的朝鲜人和勇于献身的中国人，却一无所知。因此，当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再三警告“联合国军”不要越过“三八线”时，麦克阿瑟视若无睹。结果，麦克阿瑟用自己的失败，刷新了对中国军队战斗力的认知。美国人亚历山大·贝文在《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一书中给予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人在同物质条件优于自己的国民党人作战中，吸取了军事上的经验教训，找出了一套行之有效、克敌制胜的进攻模式，战胜了武器装备比较优越的敌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历史学家们也写道，“中国军队令人敬畏，他们善于运用欺骗战术和达成攻击的突然性。尽管缺衣少食，也没有其他的物质享受，中国军人被证明是吃苦耐劳、纪律严明的斗士”。

误判来自僵化的思维。尽管麦克阿瑟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但他一直沉迷于既往的战争经验。在和中国人交手前，他曾对国会议员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被“大大地高估了”，美国只需要“出动500架战斗机，再派出像陈纳德这样的老将出马指挥就足够了”。他过于迷信美军的技术优势特别是空中优势，以为“中国人也会在白天列队走到美军阵前，等着美国飞机消灭他们。”正是这种僵化的思维，导致了战略判断上的重大失误。即使“联合国军”在前线遭到痛击时，麦克阿瑟依然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切断中国军队兵力调动及补给支援通道，炸毁中朝边境线上的铁路、桥梁就足以减缓中国增援部队涌入朝鲜的速度。结果，“联合国军”等来的，是数十万经验丰富的中国志愿军。

误判来自过度的骄傲。在遭遇中国人之前，麦克阿瑟刚刚力排众议，指挥完成了其二战后最出色的军事冒险：仁川登陆行动，一举扭转了美军在朝鲜半岛的战略态势。一段时间内，美国人近乎迷信般地敬畏这个非同凡响的军界人物。在一片追捧声中，麦克阿瑟的自信心膨胀到顶点，总统、政府、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都难以入他的法眼。这种自以为是的狂妄和任性，几乎贯穿了麦克阿瑟在朝鲜战场的指挥全过程。战局顺利时，违令冒进逞能；战局不利时，则拼命鼓吹战争扩大化。对此，其继任者李奇微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由于麦克阿瑟眼看胜利在望，而且认定红色中国是只纸老虎，因而他只相信自己，听不进任何意见和劝告。就在几个月之前，他刚刚赢得了一场1：5000的赌博。现在，他还想再来一次，不过这次的赌注下得更大一些”。不幸的是，这一次麦克阿瑟赌输了，不仅输掉了赌注，还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军人生涯。

（作者单位为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