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鹰重型”火箭上天了，不少人的朋友圈被这条消息刷屏。一大早，我收到许多其他行业朋友的微信：“亲，这事是什么概念？厉害不？”

我突然发现，也许，这件事的重要意义还有一项，就是让人类重燃对航天的热情。无论是否从事航天相关工作，无论此前是否了解航天，此刻，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这枚火箭上，投射到浩瀚无垠的宇宙中……

其实，这不是人类的第一次航天狂欢。60多年前的那次突破，对人类的震撼更大。

1957年10月，太空中突然传来了奇怪的信号，引起许多无线电爱好者的恐慌。很快，恐慌变成了震惊，苏联宣布：我们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彼时，全球化、信息化伊始，这一消息像核弹的冲击波，涤荡全球。紧接着，第一颗生物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第一艘宇宙飞船……美国政府坐不住了，他们认为，纵容苏联在航天科技领先是重大失误，必须奋起直追。

可当时，苏联手中的火箭运载能力远超美国，各项航天计划都走在前面。情急之下，美国政府匆忙拿出一个赶超苏联的登月计划。如何实现？紧接着，疯狂程度比肩登月计划的火箭方案也出炉了。

30多层楼高；芯级直径最大10米；起飞重量超过3000吨；一级五台发动机并联，每台推力接近700吨……空前的规模，换来了空前的运载能力：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超过百吨，总重50吨级的飞船登月舱组合体，能被它直接送入月球轨道。它有一个磅礴的名字——“土星五号”。

不过，这一方案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重重非议。要知道，在土星五号前，美国最大火箭只有30多米高，3米直径。除了规模的跨度，科学家还要驯服暴脾气的液氢液氧，还要保证可靠性……这么多难关，能行吗？

面对上世纪60年代末的登月目标，迟疑已经来不及了，整个美国的工业机器都转了起来，波音、道格拉斯，这些企业都为之全力以赴。后来，美国航天科学家回忆，那是一个用半张便条就能办事的年代，只需说“我这事是为登月办的，就够了”。

5年，只用了5年，土星五号就立在了发射台上。

同样受苏联放飞首星鼓舞的，还有古老而崭新的中国。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毛泽东在发出这句号召后，还幽默地补充了一句，“鸡蛋那么大的我们不放，要放就放个两万公斤的。”

虽然中国首颗卫星的目标没有定为“两万公斤”，但“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却是板上钉钉的要求。要送一颗具备这些功能的卫星，就必须有一枚运力足够的火箭。

为了让第一枚航天运载火箭足够出色，那一代航天人大胆选取了许多先进技术：采用三级构型、让液体火箭与固体火箭搭配；为了减轻重量、减去冗长，把二级贮箱设计为共底结构、大规模使用化铣结构、用钛合金造气瓶……

这个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十分超前的方案，也招来了一些质疑。但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却在多个场合表示：要相信科学家的判断。背负着重托，年轻的航天人走向全国各地，用千里之行织起了一张协作网，与全国的能工巧匠一起攻关。

一位材料专家回忆当时：“造钛合金气瓶用的是我们国家刚刚建成的万吨水压机，气瓶成型的压力差一点就超过了水压机的能力，很悬啊……”就在这重重惊险中，一枚完全达到设计指标的火箭渐渐成型，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也在火箭研制任务的拉动下迈步向前。1970年4月，这枚火箭托举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大漠深处升腾，宇宙中从此有了中国之音。

只要目标在前，万水千山只等闲，所以，我们的火箭叫长征。

选择航天，不缘其易，恰由其难。

我们由衷为人类航天事业的每一点进步而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