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军旅文学:四十春秋铁与火 八千里路云和月

来源:军营文化天地责任编辑:马嘉隆
2018-12-18 16:43

(三)

总体比较而言,军旅小说还是军旅文学的重镇,与改革开放40年对应,它的发展变化也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二是20世纪9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的潮动;三是新世纪军旅小说的第四次浪潮;四是新生代在更广阔空间的崛起。

相较于当代文学,军旅小说有一点滞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虽然有徐怀中、邓友梅、王愿坚、石岩等前辈作家发表了《西线轶事》《追赶队伍的女兵们》《足迹》《秋雪湖之恋》等名作,但还是单兵作战,难成阵势,其时新时期军旅文学主力军团青年作家群尚未发动。真正标志着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集团冲锋的“信号弹”恰是1982年间朱苏进《射天狼》和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两部中篇小说一南一北的问世,它不仅宣告了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的集群崛起,拉开了新时期军旅小说进入高潮的序幕,而且以此为象征,开辟了反映“和平军营”和“当代战争”两条战线,一大批青年军旅作家如刘兆林、唐栋、朱秀海、简嘉、李斌奎、雷铎、李本深、张波、何继青、沈石溪、毕淑敏、王海鸰、刘宏伟等人在这两条战线大显身手。待到1986年,莫言著名的《红高粱》又开辟了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引导了一批没有战争经验的青年军旅作家如苗长水、乔良、张廷竹等人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至此,80年代“两代作家三条战线”(一代作家即指“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前辈作家如刘白羽、魏巍、徐怀中、王愿坚、石岩、白桦、叶楠、黎汝清、彭荆风、苏策等)的格局基本形成,新时期军旅文学也借此进入全盛时期,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

20世纪80年代军旅小说紧随时代步伐,以思想解放为发动,汇入现实深化的主潮之中,在三个层面上急速向前推进。一方面是在思想深度上,一跃而过“瞒和骗”与“假大空”的屏障,向现实主义的挖掘,正视“军人是人”的命题,寻觅和平时期军人的历史定位和战争中人性的裂变与闪光,反思战争,在颂歌与悲剧的讨论中摸索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把握;二是在题材广度上,从雪山哨卡到火箭基地,从女兵王国到受阅方阵,从将军到士兵,从历史到现实,从天空、海洋到陆地,展开了广阔壮丽而绚烂的人民军队生活画卷;三是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传统而超越传统,立足本土又面向域外,在叙事结构、语言修辞和感觉方式等诸多方面不断接受挑战,实行变革。80年代的军旅小说完成了革命性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追求,军旅小说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特和无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进步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骤然加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文学的失重,更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失位,军旅文学在文学环境的巨变中受到“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环境强化”的双重夹击,面临着“消解”的严峻挑战。这种“消解”来自两个层面,表层是经济的窘迫消解了80年代军旅文学那种“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耗资甚巨的集群动作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散兵游勇式的个人化的“写作活动”。深层的消解则表现为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有着特定内涵的深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它牵涉到军旅作家如何将一种政治的优势转化为艺术的审美的优势及相关策略。辩证来看,当时来自“组织形态”和“观念形态”两个层面对军旅文学的“消解”过程,其实也正是当代文学对军旅文学的一个“融合”过程。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小说和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景观。首先,是一批崛起于80年代的青年作家,经过10余年的文学训练和人生历练之后,艺术技巧、思想修养和生活积累都趋于成熟,开始跃进一个新的境界,创作重心从中篇小说转移,先后创作出了《炮群》《醉太平》(朱苏进)、《穿越死亡》(朱秀海)、《孙武》(韩静霆)、《末日之门》(乔良)、《遍地葵花》(陈怀国)、《兵谣》(黄国荣)、《历史的天空》(徐贵祥)、《突出重围》(柳建伟)、《英雄无语》(项小米)、《亮剑》(都梁)、《我是我的神》(邓一光)等长篇厚重之作,不仅弥补了8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歉收”的缺憾,而且还使长篇小说取代了中篇小说成为了90年代军旅文学的主要风景,初步实现了军旅长篇小说继“前17年”之后的再度繁荣。其次,是一批50年代前后出生的小说新人如阎连科、陈怀国、赵琪、石钟山、李西岳、温亚军等人在80年代军旅小说的辉煌日渐黯淡的沉寂中脱颖而出,为90年代军旅小说的艰难启动注入了生机活力,他们以更加个体化的“青春角度”切入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以浓郁的自传色彩和个人人生经历或心路历程,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进行在80、90年代之际的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士兵的体验和情感,并以此填补了前代作家在追踪现实军营生活方面逐渐“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证了反映军队生活的文学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而通过农家子弟入伍从军折射出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碰撞的“农家军歌”,则是一个阶段内新军旅小说的“主旋律”。继老一代长篇军旅小说作家之后,新一代中年的长篇军旅小说作家日渐成熟,他们送来了长篇军旅小说创作大潮的隐隐涛声。

(四)

进入新世纪,军旅长篇力作《音乐会》(朱秀海)、《楚河汉界》(马晓丽)、《我在天堂等你》(裘山山)、《战争传说》(周大新)、《我们的连队》(陶纯、陈怀国、衣向东)、《惊蛰》(王玉彬、王苏红)、《新四军》(赵琪)、《一路长歌》(衣向东)、《士兵》(兰晓龙)、《百草山》(李西岳)、《大院子女》(石钟山)、《赌下一颗子弹》《坼裂》(郭继卫)等等逶迤而出,连绵不绝。军旅作家再次“突出重围”,长篇小说创作已由涛声隐隐的“潮汛”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潮。溯流而上,如果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标志当代军旅文学的第一次浪潮;以50、60年代之交的《苦菜花》《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标志当代军旅文学的第二次浪潮;以80年代中期“当代战争”“历史战争”“和平军营”“三条战线”鼎足而立标志当代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 ;那么,新世纪之初长篇小说的空前繁荣可看成是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虽说由于传媒方式的革命和文学生态的变更,就社会影响而言,“第四次浪潮”(仅限于长篇文本)也许和前三次浪潮不可比拟,但可以比较的是,它和“前17年”以长篇为主体的两次浪潮形成了一种遥相呼应,而且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一种继承、拓展和超越:它和以中短篇为主体的第三次浪潮构成了一种对比与补充,而且,从中短篇到长篇,本身就是一种发展、承续和深化。“第四次浪潮”中出现的军旅文学作品,不仅可以在纵向的比较中显出新的特质,就是横向——置于当代文坛一流长篇行列中比较,也有相当一部分毫不逊色,它们在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重大奖项中频频折桂或入围,足以证明社会的认可;军旅文学有了一支成熟稳定的长篇创作队伍,他们当时年龄多在40至50岁左右,正富于春秋,经验老到,处于创作旺盛期,并有可持续的发展后劲;以这批作家作品为辐射,他们编剧、改编或被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如《和平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突出重围》《亮剑》《士兵突击》等等)热播不衰,充分显示了军旅长篇(作家)雄大深邃的“酵母”作用,和它们借助影视传媒成倍放大的幅员辽阔的覆盖力量。以它们为亮点,带动整个当代军旅文学(包括虽然寂寞但仍旧默默前行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中短篇小说)一道汇入了波澜壮阔的“第四次浪潮”,形成了新中国军旅文学史上最为缤纷多元、气象万千的雄浑景象。

继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之后,以李亚、王凯、西元、王棵、裴指海、卢一萍、文清丽、朱旻鸢、王甜、曾皓、曾剑、李骏、魏远峰、董夏青青等人为代表的军旅作家“新生代”浮出水面,从业余走向专业,从青涩走向成熟,渐次成为了军旅文学的希望和未来。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已经在当代文坛初露峥嵘。“新生代”在成长之初缓解了新世纪军旅文学出现的“孤岛现象”,他们的创作成果大多体现在中短篇小说领域,数量可观,并在质量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新生代”的成长环境决定了这些作家再难复制前辈们深切的战争亲历和磅礴的集体阵痛,也因此,他们的创作呈现的是从个体的角度切入生活,显示出迥异于老一代军旅作家的叙事范式和美学风貌,这既显露出新世纪军旅文学与其承接的“新时期”军旅文学之间创作生态环境以及文学观念的代际差异,也彰显了“新生代”作家在新世纪语境下试图构建独立美学追求的创新精神和自觉意识。显而易见,“新生代”作家大多数有着广阔的文学视野、扎实的文学训练和一定的基层部队生活经验,各自从熟稔的军旅生活出发,营造属于自己的一方“营盘”,写下了一系列暗含个人成长经历、富有个性化叙事风格的小说。然而,当“新生代”所描摹和绘制的“军营现实”进入到一种过于私语化的境地而无法寻求突破时,他们笔下的军旅生活的面目就显得稍嫌狭窄了。作家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近几年,在完成了最初的对军营生活的回顾之后,部分“新生代”作家主动突围,在更为广阔的军旅文学土壤之上寻觅新的写作资源,他们的新作显示出主动向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等军旅核心价值的积极靠拢,并从中引发出独特的思考。

回首昨天,四十春秋铁与火;展望未来,八千里路云和月。在今天中华民族迅速崛起,努力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尤其怀念新时期文学风云际会的岁月,特别是那些报告文学作家总是在重大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拍马赶到,迅速采访、写作、推出作品,动则轰动,洛阳纸贵,一时间,“无人不道看花回”。今天中国梦、强军梦的故事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波澜壮阔、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我们的军旅作家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她们写出来,奉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呢?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军营文化天地·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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