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大地，山峦叠翠。
明媚温暖的三月，汽车翻过一道道山岗，抵达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和我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故乡——安徽省宣城市泾县厚岸村。
午后的阳光，渐转和煦，暖意熏熏。我们随南昌职业大学师生走进掩映在一片翠绿之中的王稼祥故居纪念馆。
序厅的迎面台座上，矗立着王稼祥青年时代纯白色纪念雕像。左右列置的4块将军红石碑，镌刻了王稼祥青少年时代写给乡亲好友书信的原文节录。
书信原文节录无言，王稼祥青少年时代投身到用马克思主义救中国运动中的革命故事穿越历史，熠熠生辉。
我停下脚步，轻声念起了王稼祥1925年在上海大学附中部就读时，写给他堂弟王柳华信的节录：“今日的社会，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峙的社会。”“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帮助劳动阶级去打倒资产阶级，去解放劳动者，去解放自己。”
记得哲学家萨特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
以信仰之光照亮奋斗之路。在芜湖圣雅阁中学求学期间，王稼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进步社团“协社”，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月刊《狮声》，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虽因此被校方勒令退学，但他“颇觉愉快”，如同“脱黑牢而入天堂，弃黑暗而受光明”。他决心要选择一条通往革命的道路，“努力直往，决不中馁”。
九原板荡，什么思想能够点燃革命的星火？觉醒年代，怎样的春雷能响彻沉寂的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革命是我终身寄托”。1928年，在苏联学习期间，王稼祥成为联共（布）候补党员。1930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回国后不久，王稼祥即受中共中央派遣，与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工作。
信仰在奋斗中淬火。在风雨如磐的漫长革命道路上，王稼祥讲得最多的话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和初心。
王震上将后来回忆：“王稼祥到苏区不久后，在同我的一次交谈中说，我国不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走城市暴动的道路，而只能走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后来多次说，根据地第二、三、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道路何其修远兮，上下求索而不休”。从莫斯科到瑞金，从瑞金到遵义，从遵义到延安，再从延安走向莫斯科……在党和红军面临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王稼祥多次挺身而出，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为确立毛泽东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的长河湍流不息，奔腾万里。虽然历历往事随着时间的流逝终将湮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但是有些有记忆则作为记载时代发展的标志而历久弥新。
在1932年10月批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宁都会议上，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继续留任前方指挥军事，成为坚定支持毛泽东路线的“少数派”。
长征途中，王稼祥和毛泽东因伤病同坐担架，他们边行边谈。若干年后，王稼祥回忆说：“一路上毛主席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寸土千滴红军血”的湘江之战，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人，鲜血染红了湘江。湘江战役失利后，红军官兵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什么方向，历来至关重要。
凝聚着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深邃思考，在随后召开的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力主改变红军主力北上计划，转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建议。他对毛泽东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
践行初心，坚持真理，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优良基因和历史传承。
在纪念馆陈列室，习近平总书记对遵义会议的精辟之言在灯光的映照下熤熤生辉：“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犹记长征途中，王稼祥勇于担当，积极争取各方面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支持，最终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后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多次谈到“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伫立在展厅遵义会议会议室的复原模型前，我恍惚间像是回到87年前，看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现场，王稼祥不顾腹部的伤势，撑着身子从担架上坐起来，用手按住伤口，严厉批评“左”倾军事指挥的错误，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
为期3天的遵义会议虽如流星划过夜空般短暂，却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随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行动。
途经暗礁险滩几近搁浅的革命航船在遵义选择了正确的舵手，从此拨正航向，扬帆远航，驶向胜利的彼岸。
“坚持真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对党忠诚、不负人民”，27个字，字字珠玑，流淌着在风雨岁月中王稼祥的坚强党性。
1938年初冬，延安桥儿沟，见证了一个载入史册的瞬间。
两面党旗挂在会场的墙壁上，窑洞桌台陈旧，长椅木色古朴。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刚从苏联治伤回国的王稼祥，就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托洛夫的意见：“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驻足凝视着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讲话的历史图片，一个浑厚的湘音回荡在我耳畔，回荡在延安中央大礼堂的七大会场：“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岁月见证，王稼祥为开好党的扩大六届六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陆定一后来回忆说，这次全会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党的团结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纪念馆里存放着的一张刊有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的《解放日报》，这一张泛黄的报纸，忠实记录了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历史不会忘记，王稼祥提出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为凝聚全党的意志和信念，开辟继续前进的道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纪念馆门外的王稼祥铜像摄人心魄。春阳中，王稼祥目光坚定，望向远方，仿佛有穿越历史的力量。
“不计浮名不畏难，从无艰险落君前”。在党的历史上，王稼祥的职务几起几落。60年代初又因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错误受到批判，后来更遭批斗、关押和下放，但他历经磨难而意志弥坚，饱尝艰辛而信念不移，这是如磐初心的定力！
述往思来，向史而新。纪念馆前，瞻仰者重温入党誓词的声音铿锵有力。不少瞻仰者写下留言：“每一次重温，都是精神的淬炼。”“要像王稼祥那样，笃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锤炼坚持真理，坚持理想，坚持信念，坚持原则，不俱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
循大道，至万里。
（作者宋海峰为《江西日报》社高级记者；王倩、李亚男为南昌职业大学党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