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夜里，挂钟滴嗒作响。已经过了零点，易仕和决定做完这次实验就收工。
按下启动键，风洞中传来熟悉的气流声，片刻后复归平静。易仕和一路小跑回到实验室，查看与相机相连的电脑。
空白、空白、连续空白……突然，一张图片闯入眼帘，在一片空白中显得那么突兀。仿佛不相信似的，易仕和甚至用手摸了摸屏幕，没错，是一张图片！
3个多月，易仕和每天泡在这里做实验，这是捕捉到的第一张“风”的影像——他终于看到了高速飞行器湍流的样子。
“那一刻，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忆起“追风”路上的艰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教授易仕和最难忘的，就是第一次看到“风”的影像时的情景。
从20世纪末开始，易仕和带领团队不懈攻关，终于让高速“奔跑”的风变得可见可测可量。
易仕和教授和他的“追风团队”。
看清“风”的样子
“接下来怎么办？”易仕和环顾四周，团队成员沉默不语。
一架相机静静地躺在桌上，拆解下来的部分零件散放在周围，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在它身上。
团队成员冈敦殿清晰记得那一时刻。
“既然买来的不能用，我们自己做吧……”易仕和未等大家回复，便起身走出会议室。那一刻，团队成员的脑袋快“炸了”。
这是学校申请到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用于研究流场可视化测量技术，相机是支撑此项研究的重要实验设备。
前期，团队成员到处联系购买相机，考察多家单位，最终购买了一台性能先进的相机。
然而，真正用到实验中，大家傻眼了——相机无法满足预期需求，更别说拍出风洞中的“风”了。离项目结题已不到1年，团队成员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把厂方专家请过来吧！”那时，他们还抱有一丝幻想。
专家来的那天，大家仿佛看到了救星。然而，专家查看一番之后面露难色：“非常抱歉，这款相机确实无法使用，目前也没有适合你们用的相机。”
“那心情，就跟坐过山车似的，从天上瞬间掉到地上。”团队成员何霖说。
自己动手？最大的难题是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把相机分解开，我们一样一样研究。”在易仕和带领下，一群研究空气动力学的小伙子鼓捣上了相机。不懂的就翻资料查、问相关专业人士，一步步编写程序、做测试。
“中间不知卡住过多少次。”那年夏天，一部完整的相机设计出来了。何霖给它起了个名字：“1.0版”。“我有一种预感，这不是最终版本。”何霖说。
果然，他们在测试中又排查出一些问题，并不断地改进。夏季异常炎热，空旷的实验室没有空调，他们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湿透，紧紧黏在皮肤上。一天下来，每个人的背心上都有几圈盐渍的印记。
最后，所有的程序测试都通过了，这时的相机已是“3.0版”。“我们都深信它肯定能成！”何霖说，“3.0版”送厂生产的前一夜，他终于睡了一个踏实觉。
“3.0版”不仅成功了，还准确且清晰地记录下了瞬息万变的“风”。
“你不知道，风洞中的‘风’有多美，它们不仅色彩斑斓，而且千姿百态……”易仕和说。
破解“风”的密码
“高温”“湍流”，会议室写字板上，这两个词语又大又醒目。“不能再等了，要尽快打败这两个‘敌人’！”易仕和随手拿起一支笔，干脆利落地给两个词打上了大大的叉号。
那天，易仕和把团队成员叫到一起，正式“摊牌”：加紧攻关。
这项任务简单地说，就是探索风的密码、消除风的干扰，让飞行器清晰看见目标。
理论方案想了一轮又一轮，实现起来困难重重。测试做了一遍又一遍，不断否定先前的设想。
一个狂风裹挟暴雨的夜晚，团队成员正在实验室忙碌，屋子突然陷入一团漆黑，停电了。易仕和翻出手机一看，已经晚上8点多了。考虑到大家已经很久没休息，他提议收工回家。
开车回去途中，前挡风玻璃起雾，易仕和习惯性地打开吹风开关，在按下按钮的那一刻，灵感闪过脑海：挡风玻璃的雾气可以用气流吹走，高温气体和湍流可否用气流吹走呢？
想到这儿，他立马调转车头，同时给团队成员丁浩林和赵鑫海打电话：“赶紧回实验室！”
黑暗中，3个人借着手机电筒的微光讨论方案。来电后，他们在实验室计算了一个通宵。根据讨论方案，经过多次测试，结果让所有人兴奋不已：两个难题都解决了，围困已久的“敌人”终于败退了。
随后，团队迎来节节胜利——相关技术通过大量测试，成功研制出原理样机。
事实上，这些年，团队所做的课题几乎都与国家需求密切相关。就连参加比赛，易仕和都打好了“算盘”。
去年11月，易仕和带着研究生学员张博参加第一届“创新杯”国防科技创新大赛。比赛中，他主动与有关单位接洽。比赛过后，多家单位联系团队，寻求技术上的支持与合作。在张博眼中，导师总是时刻琢磨如何与国家需求对接。20多年来，团队的探索之路从未偏航。
今年春节，团队成员腊月二十九才休息，大年初五又齐刷刷来到办公室。“现在，我们有这么先进的实验室，国家和学校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我们还要为国家做出更多的创新成果，有什么理由不加速前进呢？”易仕和说。
易仕和教授（左一）在实验室检查实验效果。 何书远 摄
经受“风”的考验
“吃苦，才能干出一流成果。”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对易仕和的这句话印象深刻。
“最怕跟导师一起出差，他总会选最早的航班去，即便再晚，只要有返回的航班，当天就一定会赶回来，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丁浩林很心疼导师易仕和，“50多岁的人，从来没有想过放松和休息。”
何霖读博士期间，易仕和曾因病住院治疗。“导师拖了很久不肯就医，最后被家人强行送到医院，医生责怪他太不爱惜身体。”
后来，何霖跟师兄弟们去探望导师，躺在床上输液的易仕和见到学生，立马让人把床摇直，迫不及待地问起项目情况。
护士多次进来提醒他不能多讲话，易仕和还是滔滔不绝地讲了2个多小时。最后，护士没办法，只好把学生们赶走。
在学员全鹏程的印象里，导师对自己特别“狠”。通常，哪怕在候机间隙，易仕和都会跟学生们讨论问题。那次，他跟导师一起出差，导师竟破天荒地拿起手机看了起来。“当时我还在想，导师终于学会娱乐了。结果凑近一看，他竟然在背单词。”全鹏程说。
在易仕和带领下，团队成员们也不断地刷新自己的“吃苦”纪录。
徐瑶是团队里唯一的女博士。第一次来实验室，她被吓到了。“拧螺丝的扳手竟然有我的胳膊那么粗！”徐瑶说，只见师兄们拎着扳手爬上钻下，脸上身上满是污渍。
后来，徐瑶也变得跟他们一样。进了实验室，撸起袖子就干活。徐瑶说：“来实验室，相当于搞体育锻炼，有一次我做了一天实验，晚上拿出手机一看，微信步数有2万多步。”
“当时，有一部分实验要在夜间完成。”丁浩林说，他曾在实验室里住了1个多月。正值寒冬，实验室的卷闸门2米多高、4米多宽，白天完全敞开，风呼呼地往里灌，空旷的屋子里没有取暖设备，丁浩林白天做事都是一路小跑。晚上更难熬，他住的小房间虽然有空调，但没有床，只能打地铺。
他们常用一句话概括攻关的“起点”：“1本教材、2名教员、1间小屋子。”易仕和和同事们一砖一瓦“建”起实验室，一步一个脚印培养出一批优秀学生，组建了这支平均年龄仅32岁的创新团队。
这群“追风者”用求索不息的热情、特别能吃苦的精神，将梦想慢慢变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