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的春天里再出发
——专访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
记者 白瑜 李晓玲
中国科学院院士、带领团队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薛其坤，迎来了崭新角色——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的基础研究从哪里突破？他将如何在这所被称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的大学里耕耘？南方科技大学12月20日迎来第一个十周年生日之际，新华社记者专访了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
以实践回答“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深圳用各种实践回答“钱学森之问”。2010年12月，教育部同意筹建南方科技大学。2012年4月，教育部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这所学校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肩负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双重使命。
继朱清时、陈十一之后，物理学家薛其坤接棒南科大，成为这所学校第三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校长。南科大的教师队伍中包含23位全职院士。
薛其坤以“翩翩少年”来形容只有十年历史的南科大，希望营造潜心科研的学术氛围。他说，“南科大起点很高，条件很好，但是把一个少年培养成一个最优秀的成年人，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努力。我对南科大的未来充满了无比的信心。我希望营造探索创新理想、追求科学梦想的学术氛围，让学者静下心来，慢慢地按照科学研究的规律，在世界上最有挑战性的科学领域探索。”
“深圳经济特区40年，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创造了一个现代经济发展的奇迹。在未来的40年，像美国硅谷等世界上最优秀的创新地区一样，深圳也应该建立起一所能承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使命的杰出大学。这是南科大的目标。” 薛其坤说。
发展基础研究要宽容“无用的研究”
科研工作要顶天、立地，一方面仰望科学的星空，另一方面要脚踏实地，服务技术转化，服务社会，服务经济发展。薛其坤坚信，“中国正再次迎来科学的春天。”
中国的基础研究如何实现突破？“我们一手抓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我们有效的创新机制可以很快转化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另一手要抓的，是看不到目前应用用途的‘无用’的研究，无用为大用，这些面向未来的研究反而可能开启无穷大的应用方向。”薛其坤说。
当部分优秀的人才选择去挣快钱，当不少孩子把网红作为自己的目标时，薛其坤充满了忧虑：青少年的未来选择，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问题。科学研究者们应通过奋斗，给大家树立榜样，吸引年轻人，在国内营造催人奋进的氛围，让未来的年轻人都向往留在重要的科研领域做科学研究，尽量让最优秀的年轻人把基础研究作为他们人生的重要选择。
薛其坤强调，科学研究不像工厂生产，这头放进原料那头就能出产品。科学研究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有时候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历程才能实现突破。他举了引力波的例子。1916年，爱因斯坦基于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科学家花了半个世纪搜寻引力波，但是一直没找到，引力波成为世界自然科学中最大的一块缺失的拼图。时隔近100年，2015年科学家才使用大型探测器完成了引力波的探测实验。
“急于求成、囫囵吞枣式的创新，创新质量往往不高，科学发现也不会很大。现在各个科研单位正在朝着比较正确的方向发展，希望整个社会崇尚科学，追求不急功近利的长效研究，支持科学界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卡脖子”技术
在薛其坤看来，中央提出新型举国体制，发挥了我们体制的优势，同时借鉴了市场经济的力量，是解决当下核心技术攻坚问题的最具智慧的制度安排。
“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是在过去400多年现代科学历史发展中逐渐积累形成的，这些问题的暴露，是因为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国际环境的变化。我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有一部分技术需要从国家的层面上部署，针对关键领域、关键技术发展难题联合各种各样的创新单元，以举国之力完成；另一部分还是要通过市场机制，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优中取优。”薛其坤说。
2019年，薛其坤因“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获得当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项中唯一的一等奖，并被杨振宁评价为“诺奖级”的科学发现。薛其坤认为，科研突破的背后，得益于国家强大的支持。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年，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强大的支持，使我们在相对经济还不是最发达的情况下，建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平台。没有国家的强大，经济的发展，这个实验是做不成的。所以我们失败的教训和最后成功的经验，说明追梦者美好梦想的实现，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