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作为近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近代以来上海因地利之便而日益繁荣的经济、“一市三治四界”的特殊格局以及革命文化的汇聚融合,这些时代印记在上海地区的汇集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诞生。从此，中国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红色风暴席卷全国。历史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足迹留在了上海，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成立与发展、斗争与成长、低谷与高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上海起航，这个最初在石库门秘密成立、诞生之初只有50余名党员的年轻政党，最终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中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带领着亿万人民群众，使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古老东方大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活力。回望百年前的中国，是什么让上海这座当时的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近代以来因地利之便而日益繁荣的经济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其在近代的崛起与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正当我国南北海岸线中部与“黄金水道”长江所形成的T字形交叉点上，集黄金海岸与黄金水道于一身。再加上长江水道的便利水运条件，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内外贸易两个辐射扇面的接合部。由于对外贸易的推动，在19世纪50年代，我国就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航运网络，中西交通的远洋航线从上海延伸拓展。
上海还有着广阔的经济腹地。上海所处的长江三角洲是近代中国经济最繁荣富庶的地区，它地域深广，拥有众多的城镇和人口，物产丰富。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被列为通商口岸。这既方便了外国资本对中国的掠夺，也使开埠后的上海贸易量急速上升，在中国城市中的地位也迅速攀升：开埠后10年左右即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其进出口货值占全国进出口货总值的50%以上；开埠后30年左右就形成内河、长江、沿海和远洋四大航运系统，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1895年以后成为中国外资企业最集中的城市；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100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都会；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全国货币发行的枢纽，外汇和金银交易的总汇，当时中国所谓“四行两局”的总部全部集中在上海。上海独有的区位优势使其能得世界文明风气之先，为其日后吸纳与传播先进文化奠定了基础，而其被迫开放的屈辱历史也为上海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埋下了伏笔。
近代上海经济的兴盛，驱动了公路、铁路、轮船、新闻、邮电等近代交通、资讯行业的相继兴起，拉近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距离，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和联系，也极大地扩大了人们的认识视野。更为重要的是近代上海工商经济的勃兴造就了新的社会阶层：这其中既包括买办阶层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家集团，他们为上海工业化的经济梦想注入了活力；也包括生机勃勃的工业无产阶级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日趋壮大，工人运动同步发展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准备了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最初的发展过程，与中国工人运动特别是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同步而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后，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有了全新的领导力量，上海乃至全国的工人运动迎来了大爆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在一次次斗争实践中得到淬炼。
开埠以来“一市三治四界”的特殊格局
近代上海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在“一市三治四界”的特殊政治格局中演变发展的。所谓“一市”，指一个大城市上海；所谓“三治”即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个区域，分属不同城市管理机构、司法体系、警察局、公共交通系统；所谓“四界”，指两租界各为一区域，华界又分为南市与闸北两个区域，中间隔着两个租界。
独特的政治格局使租界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得以比较超脱于近代中国连年的外侵、内乱、天灾和人祸，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江浙战争等大部分时期，上海租界基本处于中立状态，烽烟不起，锋镝不鸣，对上海的经济、社会特别是人口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大批官员、富商来这里居住、置业，各种人才向这里涌来，无数游资向这里集中，使得上海在动荡的历史中出现了“畸形繁荣”的景象。近代上海还由于三家两方的特殊政治格局而处于中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同时距离英、法权力控制中心也特别遥远。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这些缝隙在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统治系统中，成为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近代各种革命运动能够在这里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这里诞生，左联文化活动能够在这里顺利展开，都与这一道道缝隙的存在密切相关。
20世纪初的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在中国召开或设立机构的首选地往往也是上海。发生在上海的事情往往与全国、全世界紧密相连，而上海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也特别敏感，这就使得上海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各种信息的集散之地，各种经济、社会、政治力量的关注焦点，发生在上海的事情往往具有了放大的效应。如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工人、商人和学生的活动、五卅运动等之所以影响那么巨大，与上海城市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就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20年12月15日第一批89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从汇山码头起航，到1920年12月15日止，在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先后有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刘伯坚、陈毅、李维汉、李富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聂荣臻等1600名中国学生从上海出发，远涉重洋、留学报国。此外，当时有50多个国家的10多万外侨生活在上海，爱因斯坦、卓别林、萧伯纳、杜威等名人先后访问过上海。发达的交通，便捷的银行，畅通的通讯，新思想、新思潮迅速传播，使得共产国际将上海视为东方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这些显然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重要前提。
五四以来革命文化的汇聚融合
任何一个政党的建立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必定有其特定的思想文化基础。近代上海的多元文化兼容的特质，吸引着各地乃至各国的文化人迁徙上海，为上海文化事业的发展输送了活泼的“新鲜血液”。这其中就有一批相当数量的知识精英以传播西学或者从事城市大众文化事务为主要职责，对先进文化的传播和思想风貌的提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海相对宽松的多元文化氛围更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主义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1919年5月4日开始的北京学生运动和6月5日举行的上海工人大罢工，使得北京和上海这两座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城市，成为五四运动之“双塔”，交相辉映。其中上海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中国革命的前沿之地，在五四运动发起中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以上海为首的江南地区，因其“得风气之先”，在推动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和放大其影响方面，可谓居功至伟。
五四运动后，上海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宣传中心。特别是陈独秀、李汉俊、邵力子和陈望道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会集于上海，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群体，利用《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刊物，宣传思想解放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后经陈独秀等人引荐，又有李达、林伯渠等人加盟，毛泽东、张国焘等人也在这期间来过上海，与陈独秀等人讨论过社会主义问题。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也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6号设立了中俄通讯社（由杨明斋具体负责），就近指导中国革命。正是这个强大的阵容，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推向了新的阶段。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他们开展了一系列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开放最发达的城市，逐渐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探寻新路的核心阵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全国各地的13位代表会聚于上海，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军队党的生活·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