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余家方舱医院和“两山”医院的建立，是否纾解部分武汉当地三甲医院的救治压力？武汉本地医护人员的现状如何？医院的医疗物资还紧张吗？2月13日，经济日报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3号楼4层的ICU病区的医护休息区采访了部分医护人员。

受访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赵蓓蕾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隔离区负责人饶歆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胡小交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

ICU主治医师：身心压力都很大

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被称为抢救病人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能在这里坚持战斗的医护人员被称为最勇敢的人。

即便是这些勇士，也会害怕、苦恼和失眠。当了11年护士，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ICU）干了7年，胡小交数不清自己已经面对过多少次死亡。但是过去一个多月，她经历的焦虑前所未有，“严重失眠，整夜睡不好。”

病毒看不见、摸不着，传播力甚强。稍有不慎，便会感染。胡小交坦言，她每天都很担心，“毕竟在ICU里的都是重症病人。”

这样的担心并非个例。饶歆是一名主治医师，目前，在中南医院3号楼4层的ICU病房，有2个病区，其中，第2区有16张病床，收治普通危重病人，第1病区有30张病床，收治新冠肺炎的病人。过去，有3个病区，疫情来临之后，按照中南医院统筹安排，关闭了第3病区，将其建立成隔离区。总体看，目前，算上其他病床ICU病房区一共有66张床，有超过30张床收治新冠肺炎之外的其他危重病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1号楼。本报记者 周琳摄

从疫情爆发至今，中南医院ICU病区至少收治70人，其中治愈或好转人数占比约70%至80%，其余比例是死亡和正在僵持治疗中的案例。

饶歆认为，目前在ICU工作的医护人员心理压力和身体压力都很大。从病人构成看，能运送到这来的新冠肺炎病人，一般可能是到了肺炎的中后期，治疗难度较大，可以说ICU病区是治疗的“最后一道关口”，医护人员的责任重大，治疗前后的每一秒都承受着较大压力。

从危险程度看，即便ICU病区工作的医护人员，也不是“百毒不侵”的战士，他们也会害怕感染，也会面对很多生离死别的现象，耳濡目染之后，难免产生心理压力。比如，几天前，一位老父亲因为新冠肺炎确诊且病情较重被送到ICU病区，儿子一路护送并照顾在父亲身边，结果不幸自己被感染。父子俩病情同样危重，同住在一个病房，相隔仅1米远却不能面对面相见，只能通过医护人员在中间传话。直到父亲离世，儿子因为卧床治疗也没能看上一眼。这样的生离死别，给饶歆等医护人员很大心理触动。

为了解开医护人员的心理“疙瘩”，中南医院不遗余力尝试各种心理问卷、电话心理辅导等方法，帮助一线的医护人员疏导心理难题。

“我们大年初二就火速到达武汉，大年初三到了中南医院。刚开始来的时候，以为就只要几天战斗，但是后期发现形势发展的比较严峻。”赵蓓蕾说，目前最大的压力还是心理压力大。一是疫情防控带来的压力，确诊人数变化带来的压力以及对疫情的担忧，二是对个人来讲，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危和家人的安危。

“其实心理状态也是会不断优化和调整。刚来武汉的第一个晚上是大年初二，住地的大楼4层里恐怕只有我一个人，心理的恐惧加上孤单，带来情绪上的害怕。后来，在工作中不断有各地的援军加入进来，大家的干劲越来越足，疫情数据也出现积极变化，现在早就不害怕了。”赵蓓蕾说。

“工作任务重，物资依然不够充分”

饶歆说，疫情发生后他们的工作强度开始增大。“每隔12天换班一次，我已经轮班2次。每天的工作从上午8点开始至下午6点交完班结束，有时候还需要值班和联合会诊，再加上去上夜班的时间，可能每天工作总时长超过10个小时。”目前，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两边兼顾，由于疫情发生后已关闭第三病区，目前基本上是每1个护士照顾2个病人，大夫分为主班大夫、副班大夫、夜班大夫等，整个ICU病区约有6个大夫和10个护士。

饶歆说，与普通医院相比，ICU病区针对新冠肺炎病人的治疗方面，除了吸氧、打针之外，还可以使用无创呼吸机、高能量吸氧、体外膜肺治疗、有创治疗等多种方法。尤其是针对一些危重病人，可能还要考虑给气管插管或切开气管进行手术等方法，即便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也可能面临被病人的体液、血液和其他分泌物感染的风险。

谈到医疗物资的问题，饶歆说，目前医院的防护资源依然相对紧缺，通俗地说：“物资有，但不充分。为了节省防护服和N95口罩，我们每天查房，尽量要求最得力的人进去，其他人一般留守在外面。少一个人进入，就能节约一些医疗物资。我们有专门的监控系统，帮助医护人员按照正确的步骤和流程着装，尽量避免因为着装操作错误，带来进入ICU病区不必要的感染风险。”

↑记者周琳在采访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赵蓓蕾。本报记者 袁勇 摄

“不退，也不后悔！”

5年前，彭志勇放弃了美国的高薪工作，回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担任ICU主任。五年后，彭志勇经历了“他从医以来最大的一场挑战”。

但彭志勇说，他并不后悔，也不会后退！因为如此多的病人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把生命托付给他，“能够有机会挽救这些同胞们的生命，正是我当初回来的原因。”

今年55岁的赵蓓蕾是一名铁骨铮铮的军人，他此次从具体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治疗专家组工作，按照卫健委的要求，深入临床一线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一区的医护人员一道救冶危重新冠肺炎患者，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数十名危重患者已脱离了生命危险。

让赵蓓蕾这个“外来专家”钦佩的是，中南医院的医疗水平很高，“实际上并不需要太多的指导”，他们的在两方面让赵蓓蕾记忆深刻：一是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中南医院的医疗团队做事非常果断，要上什么医疗器械或治疗方法，立刻就去落实，没有半点拖沓；二是中南医院团队通过ECMO治疗后（注：ECMO中文名体外膜肺氧合，俗称“叶克膜”、“人工肺”，是一种医疗急救设备，用于对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提供持续的体外呼吸与循环，以维持患者生命。ECMO的本质是一种改良的人工心肺机），病人“拔管”成功并逐渐康复了，“我亲眼所见，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改变了很多传统医生对ECMO治疗的看法。”

在谈到疫情治疗的具体成功率时，饶歆说，目前针对病毒感染均是依靠自限性治疗，主要靠人体的自身免疫力恢复，针对病毒性肺炎的治疗手法差异不大，没有太好的特效药。

饶歆说，肺部的纤维化或者肺部疾病的加重，这不一定是病毒导致，有可能是其他合并细菌感染导致。目前，对确诊患者主要还是靠生命器官系统在支持。对于未感染的患者，根本还是靠防控，要提高全民的疫情防控意识，只有切断感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才可能让疫情防控局势发生根本好转。

“病人的年龄、基础疾病情况和免疫力情况是治疗成败的关键指标，在具体治疗中还需要呼吸科、感染科、心脏等部门的医护同事来会诊，对于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来说，部门协同作战必不可少。”饶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