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宏鉴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夏一军 摄
【人物简介】
杜宏鉴，1915年5月生，江西吉水县人。1929年9月参加革命。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六军团通讯员、警卫员、班长、副连长、指导员，参加了长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卫生部司务长、指导员、教导员。在华北与日本侵略军作战数十次。解放战争时期随西北野战军转战大西北，经历了青化砭之战、羊马河之战、榆林战役、沙家店战役、西府战役、陇东战役、扶眉战役，后来到新疆工作。1984年离休，现居江西九江。
像一枝干枯的、没有一点水分的树枝直冲天空，老红军杜宏鉴的手在与我们打招呼时便呈现了这样的姿态，好像劲风一吹就会断裂，却又顽强而倔强地挺立着。
就在三个月前，杜宏鉴刚刚度过了自己105岁的生日。
这是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年龄，这样的年龄也意味着，他，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一切。
五四运动的风潮席卷全国的时候，杜宏鉴还只是个孩童。但十年之后，与五四运动的学生们有了相仿年纪的他，干了一件可以称为命运转折点的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入团意味着什么？我没有办法从杜宏鉴的口中获得更多他加入团组织时的信息，不过有一些事可以肯定：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意味着是先锋。但在那个年代，更可能意味着牺牲。
105岁的杜宏鉴精神状态很好。见到我们来，他按照惯例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到空白页，示意我写下名字、单位和电话。他很在意每一个来探望他、采访他的人。据说这样的本子已经记完很多很多本，从干休所钟所长那里也证实了这样的消息：“每一年至少会有50拨人来杜老家探访。”
我写完，他把本子拿起来，凑近。
“孙—伟—帅—”他一字一字地读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坐在他身旁的我，竟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
来之前，我们一行商量好，考虑到老人家的身体状况，不适合让他太过激动，因此我们只问他对未来的展望，不去提及那些过往。
可是，有些事情是永远也绕不开的，因为，那是刻在骨头里、淌在血液里的。
“您知道今年是建国70周年吗？”我凑到杜老的耳边大声地问。
这是我第一回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位世纪老人。他的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深褐色老年斑，一条条青色、紫色的毛细血管隐藏在皮肤下，却清晰可见。他的两颊已经深陷，很瘦，牙齿也只剩下一两颗，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清楚地回答我的问题——
“知道，知道！”
“那您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最大的愿望啊……富强。大家在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爱国、敬业、友善……”断断续续的，杜老完整地说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所有内容。
“那您对年轻的战士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强军。”他回答得很快，几乎是脱口而出，仿佛这个答案早就在他的脑海中酝酿。不管别人有没有问起，这都是他对年轻一代官兵的希冀。
采访张富清老人时，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答案，由他们那一代人讲出来，特别有说服力。
大儿子翻出了杜老的军功章。它们被收纳在一个木盒子里，那盒子原本只装了一块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章，现在，解放西北的纪念章、“人民功臣”的勋章等统统装在里面。
木盒打开，硝烟弥漫。对于杜老来说，这几块勋章实在也描述不尽他爬雪山过草地时的苦，挺进大西北建设新疆的累，更难以描述如今他轻描淡写讲述战争年代的牺牲奉献、艰苦卓绝，内心到底泛起了多大的波澜。
他是从湘赣苏区出发的，他所在红六军团是先遣部队；他还记得，他靠着一根小辣椒翻越了一座大雪山。这是我听到他描述历史的全部信息，再往深问，他挥挥手说：“不讲了。”
他说自己是幸运的，活下来就是幸运的。是啊，在战争年代，这样的幸运不是人人都有。但在和平年代，也不是人人都能像杜老一样，坚强地翻越了一座又一座人生的山丘。
握杜老的手，我会把动作放轻放缓。相反的是，他握住我的手，却干脆而有力。这双手，曾抬起过受伤的战友，掩埋过牺牲的同伴，拿起过战斗的钢枪，也拎起过老伴的菜篮。这双手，曾年轻、曾丰满、曾有力，如今，它干枯，却依旧顽强。
离开时，杜老儿子陪着他下楼散步。两个小时前，九江刚刚下过一阵子急雨，现在天正放晴。迎着夕阳，杜老步子轻快。
撰文/中国军网记者 孙伟帅
摄影/特约记者 夏一军
技术支持/姚雨锋
出品/中国军网 腾讯新闻 中国人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