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广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每一个“超级因素”，既是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优势所在，也伴随着实实在在的挑战：
如何将千万万人口整合起来、避免“一盘散沙”，如何守护辽阔的边疆、避免四分五裂，如何在历史传统和文化中汲取求新上进的动力、避免循环僵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华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无比坚实的支撑、无比丰厚的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时代的血液、书写了历史的新篇。
历史学家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写道：“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潮迅速地影响了五四前后涌出的一代出类拔萃之辈，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第一就是古有的大同理想成为一种现成的思想基础，沟通了中国人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中华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念，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理念有着天然的亲和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天下为公”的整体观念、“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无神论思想，同历史唯物主义也有着诸多契合点。
社会主义学说发端于西方，但社会主义的神髓却在东西方的时空交错中隐隐呼应。这是一种文化的融通，也是一种“文明的滴定”。这看起来是一场思想的偶遇，实际上是历史的某种必然。
有研究者指出，如果统一的、中立的中央政府是现代国家的标志，那么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这固然是一家之言，却揭示了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割不断、打不破的纽带。从“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基因，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追求，再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这是一种文明传统，也是一种制度模式，还是一种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状态。
当代中国，充分吸收古代中国的历史智慧和良法善治，大到建设小康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体到干部培养选拔，巡视巡察制度，重乡贤、倡家风，都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坚守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标注着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境界。
古往今来，国家强盛才能人民安乐，民族团结才能天下太平。历史上有太多太多宗教战争、民族纷争，现实中有太多太多国家分裂、种族仇杀，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弱国乱邦、何来逸民……有人忧虑，如果没有强大的党领导的强大国家，如果没有融为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国不知会被肢解成多少随风飘零的碎片。当今中国用事实作出回答，她以一个悠久文明的自信和包容，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实现了各民族一视同仁、一律平等，真正“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曾经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如果再生为人，您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年迈而睿智的汤因比毫不犹豫地回答——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