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次建交高潮
飘扬着中印两国国旗的总统府，优美舒缓的“四三拍”华尔兹圆舞曲在空中回荡。两位中国外交官目光沉着、表情严肃，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缓缓前行……这是新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履新过程中的一幕。
外交部解密档案中的一份《与我建交国家简况》显示，从新中国成立到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全世界已有６个亚洲国家和１２个欧洲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掀起了第一次建交高潮。
翻开厚厚的外交档案，新中国与各国积极展开交往，建立外交关系的情景历历在目。
住行妥安排，社会主义国家高调欢迎中国大使
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同承认新中国并跟国民党残余集团断绝联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谈判即行建立外交关系。此后，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迅速建交。中国大使纷纷启程赴任，受到驻在国的热烈欢迎。
外交部档案里，中国首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谭希林致外交部的信函中详细记述了旅途见闻。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车尔那车站，谭希林一行换乘捷方特备的总统专车。车上除乘务员外，还配有“中央政治局保卫员数名及专司修理之布拉格机车场劳动英雄，以示慎重尊崇之意”。
途中经过多个车站，都有当地的官员、青年团员和少先队员上车献花。他们高呼毛主席万岁，赠送纪念章，并“坚请我人员书名留念，得者欢跃若狂”。
一行人到达布拉格后，由于中国使馆尚未布置妥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专门将市郊的旧普拉斯拉夫别宫借给他们办公、居住。旧普拉斯拉夫别宫是一座古老的城堡，院宇宏阔，相传是古波西米亚帝王斋沐驻驿的场所，后来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元首的休假地。
中国首任驻匈牙利大使黄镇赴任时，匈牙利方面从边境到首都一路上的周到安排，使他们充满“一帆风顺”之感。抵达首都布达佩斯后，他们便住进了迎接外国高级宾客的马尔盖特岛旅馆。
第二天，“匈京工人党机关报自由人民以首页刊载黄大使到达的消息和照片”，称他为“我们亲爱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特命全权大使黄镇同志”，“匈牙利人民带着最愉快的心情欢迎所派来的中华人民最优秀的儿子”。
驻印度大使伴“华尔兹”阅兵 中国领导人两次破例
中国和印度，山水相连，是亚洲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两国历经各自的长期斗争相继获得独立与解放。相似的历史背景，使两国走到了一起，印度成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据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袁仲贤的随行人员康矛召回忆，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８日，是袁仲贤向印度总统普拉沙德递交国书的日子。上午，一辆插着中印两国国旗的礼车驶入印度总统府。袁仲贤和武官朱开印下车后，仪仗队指挥官向袁仲贤敬礼，请他检阅。音乐奏响后，印度指挥官踏着乐点在前引路，袁仲贤和朱开印则跟着他一面向前缓缓而行，一面向仪仗队行注目礼。
这时，袁仲贤突然发现，他的步伐根本合不上指挥官的脚步。原来，在印度阅兵时，很少吹奏进行曲，大多数情况下吹奏的是华尔兹舞曲，所以步伐很难协调。但当时袁仲贤与朱开印根本没有时间商量，仍是以我为主，按四二节拍，一步步沉着地继续前行。朱开印也调整了脚步，与他保持一致，配合得力。
中国方面，中国领导人打破惯例热情接待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１９５０年５月，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外交部交际处提出要拜会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出人意料地答复道：“为什么一定要大使先生到我这里来呢？我也可以去看他嘛！”于是，交际处破天荒地做出了让总理去拜会一位大使的安排。这被认为是中方给予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大使的特殊礼遇，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第二年１月，毛泽东主席还亲自出席了潘尼迦举行的印度国庆招待会，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使团活动。这两次打破惯例的举动显然加快了中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步伐，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同西欧和周边的七个非社会主义国家签署了建交协议。
为递国书，中国驻瑞典大使“窗下学礼”“小中见大”
新中国成立后，瑞典政府迅速接受了中方的建交原则，成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国家。
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９日，中国首任驻瑞典大使耿飚代表新中国政府向外国元首呈递国书。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准备了许久。
戎马出身的耿飚刚上任后对呈递国书的礼节和程序几乎一无所知。为此，周恩来安排他和另外９位新大使现场观摩。
中南海怀仁堂，东欧某国驻华大使将向毛泽东递交国书。仪式开始前，周恩来来到接见大厅隔壁的小屋，１０位新大使也在那里。
“总理，”有人轻声说，“只隔了一道墙壁，变成‘壁后观’了！”
周恩来笑道：“这不叫‘壁后观’，这叫‘窗下学礼’。”
突然，他发现窗户纸上有个桂圆大小的窟窿，便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看得清楚些……”一位大使答道。
“也有道理。”周恩来点点头，“不过这个窟窿太大了！”他拿起一枝铅笔说：“我看不如用铅笔尖戳个小洞，既可以看，又不会失礼。”
“洞太小了，恐怕看不仔细。”有人说。
“小中见大嘛”，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要善于‘小中见大’。”
耿飚听后，不禁想起了不久前周恩来对自己的指示：观察国际形势，要善于从一般情况中发现重要问题，学会“小中见大”。将这两句话一对照，他便体会到了周恩来一语双关的深刻含义。
仪式开始后，耿飚从小孔向大厅内观看。起初，由于孔太小，看不清。后来，通过调整距离、变换视角，终于看清了东欧大使的一举一动。他边看边想：要做到“小中见大”，还得有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
观摩以后，耿飚和其他大使进行了热烈讨论，达成两点共识：致辞应有所准备，预先要有腹稿；递交国书前，要多做练习，务必使走路步伐、站立位置、呈递国书的姿势等每一个细节都符合要求。
１９日，在身穿盔甲的宫廷侍卫护卫下，耿飚乘皇室专用的六乘王辇赴瑞典王宫呈递国书。仪式庄严隆重，礼遇极高。
６０年来，中国的建交国已由成立初期的１８个增加到现在的１７１个，形成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可喜局面。
第二次建交高潮
在50年代初期的第一次建交高潮中，新中国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邻近的一些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中国又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形成了第二次建交高潮。到1969年底有50个国家同中国建交，比1955年底同中国建交的23个国家增加了一倍多。在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中，除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在这些国家中，除了锡兰、柬埔寨、老挝和古巴外，又都是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
在这一时期，美苏两国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美国仍继续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苏联则妄图控制中国以利其全球战略的推行，并为此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面对两个超级大国都同中国为敌的局面，中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这段时期，中国加强了对西欧的工作，取得的突出成果之一，就是中国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对美国孤立中国的图谋在西欧打开了一个缺口。
新中国建国后第二次建交高潮的出现有其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从50年代中期开始，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赢得独立后陆续走上了中立的道路，它们不愿意听从国际强权势力的摆布。中国同亚非拉国家有着共同的经历和愿望，中国在坚决顶住美苏压力的同时，大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大力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并把它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主席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布：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我们都必须给予积极的支持。
1955年亚非会议结束后，亚非拉国家看到中国大力倡导并坚持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事务中坚定地站在被压迫国家一边，就有了同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中国则始终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大力支援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拉丁美洲人民的抗美斗争，在发展同它们的关系方面主动做工作，从而出现了中国同不少亚非拉国家建交的局面。
第三次建交高潮
跨入70年代后，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富有远见的重大决策，为中国外交打开了新的局面，迎来了第三次建交高潮。
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斗争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美国为扭转同苏争霸的不利局面，谋求从越南脱身，转而同中国接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敏锐地把握美国愿与中国缓和关系的时机，接受美国提出的改善相互关系的建议，邀请基辛格和尼克松先后访华，达成了《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中美关系的解冻，对国际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1年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70年代，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有长足的发展。中国大力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反对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在经济上给予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第三世界各国发展民族经济，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和支持，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非洲有26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同拉丁美洲各国的关系也有了突破性进展，先后同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等13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东南亚、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孟加拉、马尔代夫建交；同西亚和中东地区的伊朗、土耳其和科威特等七国建交；同太平洋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五国建交。在同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互访，对推动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不断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1972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经过谈判发表建交联合声明。1978年8月，中日两国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同一时期，中国同西欧各国也出现了建交高潮。自1970年起，中国先后同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希腊、联邦德国、冰岛、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西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英、中荷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1975年，中国还同欧共体建立了正式关系。与此同时，中国还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到1979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20个，中国的朋友遍及五大洲，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