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围绕“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的主题报道要求，为了更好展示70年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航天事件和成就背后的故事，中国航天报社策划了“共和国航天往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系列主题报道，从8月16日起在《中国航天报》及新媒体上陆续推出。
1955年，二战的硝烟散去，冷战阴云密布，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
周恩来总理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会议上临时修改了发言稿，提出“会议应该求同存异”。会议开创了亚非国家独立自主讨论和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先例，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
此时，中国航天事业也在秘密筹建之中，一个叫做“国防部五院”的特殊机构应运而生，中国人也要搞自己的导弹、火箭、卫星。
在暗流涌动的1955年向前瞭望，当建设新中国的集结号吹响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科技星火，都纷纷扑向九州华夏，汇聚成一股汹涌澎湃的力量。
1955，在路上
1955年，时任大连工学院动力工程教研室主任的王希季副教授，如往常一样把头发梳成三七开，换上一身新式中山装，准备和妻子聂秀芳一起去上海，从大连工学院（后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学）调入交通大学（后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
建国初期的大连工学院人才济济，光学家王大珩任应用物理系系主任，电子学家毕德显任电机系和电信系的系主任，造船专家杨槱任造船系主任。
王希季在这里如鱼得水，自己先后编写了《锅炉学》《涡轮机》《铸工》等教材，开设锅炉学、蒸汽透平、涡轮机、船舶汽轮机等课程，又用了一年时间基本掌握俄语，与同事杨长骙、殷开泰一起翻译苏联教材《船舶汽轮机》。学院建新校舍，他还主动承揽了一批建筑的全套取暖系统的设计工作。
工作刚满五年，随着全国院系调整，王希季所在的大连工学院的船舶动力系并入交通大学。不久后，王希季在上海遇到了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同学杨南生。
他俩都曾是系足球队的主力，王希季是行动敏捷的右前锋，杨南生是眼准手稳的守门员。
海外学成归国后，王希季去了大连工学院，杨南生到钱学森创办的力学所工作。
十几年后的老同学重聚，两人一起为新中国研制液体探空火箭，向太空冲刺。
1953年，王希季与聂秀芳在大连寓所合影
1955年，年轻的梁思礼博士带上短袖收拾好行囊，准备去越南出差，一双大眼，鹅銮式的宽阔前额，一张典型的“梁家嘴”，成年后的梁思礼举手投足间处处是父亲梁启超先生的影子。
这是梁思礼到邮电部工作的第六个年头了。他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所建发射台、架设天线，给新中国建立国际广播电台。这次出差是新中国为兄弟国家做援建，帮越南建设“越南之声”广播电台。
梁思礼他们仅用两三个月就完成了任务，胡志明主席为他们颁发了勋章和奖状。
在越南没有多做停留，梁思礼便匆匆回国了。他最近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姑娘赵菁（原名麦秀琼），他们在研究所的周末舞会上相遇，一起跳了一支圆舞曲。姑娘的眉眼温柔，裙裾翻飞、舞步轻盈。
谈起心爱的姑娘，梁思礼充满了爱意：“她聪颖、细心，使我在任何困境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微笑，拥有一颗快乐的心。”
从越南回来不久，梁思礼参与制订新中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梁思礼基于邮电部的工作经验，对无线电、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提出了设想，还大胆地参与了新技术部分的讨论——《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
在讨论会上，梁思礼和钱学森意见一致，在发展飞机还是发展导弹的问题上，他俩都认为：“航空发动机很难搞，需要较强的工业基础，飞机在短时间内是很难研制成功的，而搞导弹能很快看到效果。”
“十二年科技规划”是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这次规划决定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方向，也决定了梁思礼人生的发展方向。
不久后，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后，钱学森任院长，梁思礼任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
梁思礼和赵菁
昆明，西南联大与王希季
如果问，天才少年家道中落是什么体验？
十岁的王希季会盯着小说头也不抬，“不知道。”
按成绩算，王希季可以免试进入省立中学，但是家里生意不景气，又赶上1931年发大水，父亲的货在武汉全部泡了汤，一家十几口的开销没有着落。没钱交学费，表哥建议王希季读昆华工校的附属中学，将来升入工校既能学一门技术，“饥荒三年，饿不死手艺人”。
所以王希季又去考了一次试，以第一名的姿态走上了学技术的路。
初中，王希季爱看小说，三年时间把学校图书馆的小说看了个遍；踢足球，在初中部足球队是当仁不让的前锋；游泳也是出了名的“浪里白条”，一鼓作气游上以一两千米不成问题。
高一，王希季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考上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机械系。
西南联大人才济济，王希季年纪小，职业学校的课才学了一小半，数学课连代数都没学完，就开始学微积分。
最让王希季“耿耿于怀”的是，机械学大师刘仙洲先生让他吃了第一个零蛋。在一次测验中，刘仙洲先生给出题目，要求计算准确到小数点以下三位数。“小天才”王希季举起计算尺刷刷刷就算完了。
结果一看成绩，零蛋。因为计算结果的小数点下三位是根据计算尺估算的。
今日，王希季对刘仙洲的教诲还牢记在心：“刘先生给了我零分，让我终身受益。搞工程的人必须要坚持零缺陷。我考试中的小数点下三位就是缺陷。如果有缺陷，工程就会变成零。”
挑战与乐趣同在，西南联大注重对人的素质的培养，当时物理学家杨振宁、翻译家许渊冲和王希季是一届的，大家一起上过国文课。
在大一的课堂上，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魏建功讲《狂人日记》。
在许渊冲的记忆中，钱锺书先生给他上课时才28岁，戴一副黑色大眼镜，手拿着线装书和洋装书，还常常身穿一套咖啡色西装，有时也会换上一身藏青色礼服。在1939年3月31日给他们上第一课的时候，钱锺书一口流利的英语，要他们学习标准的伦敦音。
当时许渊冲在天祥中学教英文，在给聂秀芳的班级讲罗密欧与朱丽叶时，秀芳说：“如果希季敢做罗密欧，我就敢做朱丽叶。”十几年后，月老的红线果真把王希季和聂秀芳牵到了一起。
杨振宁说，“我们3个人分别在文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并不太熟。那时候我们就有很大分别，我和王希季活动范围小，许渊冲就不一样，他很活跃。西南联大当时的漂亮女孩儿，他都追过！”
后来，文学院的许渊冲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理学院的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工学院的王希季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国立西南联大校门
天津，南开中学与梁思礼
如果问，出生名门、幼年丧父是什么体验？
少年梁思礼会站在饮冰室门口，想起已经过世的父亲梁启超，说“爹爹太爱我了，我也太爱他了。”
1929年梁启超离世，他一生多数时间都在为国运奔波，去世时没留下多少银钱，最珍贵的遗产是天津租界的两栋楼和一整套《饮冰室合集》。
梁家两栋楼，旧楼是普通洋房连着一个后楼，全家和常住的亲友都住在这里；新楼是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的两层半小楼，一层是梁启超写作、藏书、接待客人的场所，靠北的三间房是相通的，屋里的书柜从地面立到房顶，新楼还有一个名字——饮冰室。
梁思礼在饮冰室附近的培植小学读完书，1935年考上了南开中学。时任校长的张伯苓先生定下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张校长很重视体育，学校组建了网球、篮球、足球、排球等运动队，当时南开的体育团体有182个。
回忆高中生活，梁思礼说：“在南开中学，我们接受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我们不是书呆子，而是兴趣广泛，经常从事体育锻炼和各式各样社会活动的全面发展的热血青年。”
七七事变后，南开中学在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中一直很活跃，被日寇认定为“造成反日情绪与反日活动的中心”。1937年7月28日，日军对南开学校进行野蛮轰炸，梁思礼站在海河东岸，看着母校被日军飞机俯冲投弹、狂轰滥炸，被夷为平地。
学校炸没了，梁思礼和同学们被吸纳到耀华中学读书。
中国近代力学大师钱伟长是他的物理老师，在讲完物理课后，钱伟长会留下部分进步同学，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音乐老师张肖虎教授乐理之余，还组织各项音乐活动，指挥学生们合唱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正如他的父亲梁启超所言，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
后来，国文老师何其芳去《新华日报》任副社长，音乐老师张肖虎创作出《苏武》《木兰从军》等一系列博采中西的音乐作品，同窗好友陆孝颐成为一名地下党帮助留美学生回国，梁思礼成为火箭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6年， 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梁思礼（前）和五哥梁思达（左一）等在天津饮冰室院门前
“我要为新中国造发电厂”
1942年王希季联大毕业，选择去21兵工厂工作。自己不能上战场，他说，“到兵工厂工作是为了打日本，雪国耻”。在兵工厂干到第三年，抗日战争胜利了。
第三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兵工厂迁去南京时王希季递上辞呈，内战烽火又起，他不愿自己生产的炮火对准自己的同胞。
不做军工，王希季选择去昆明耀龙电力公司发电厂。当时云南的电力资源匮乏，王希季回忆，“现在计量电力值是千瓦，在当时是马力，也就是那么多电能相当于一匹马。”
大理没有像样的工业，只能用汽车引擎带动发动机发电，照明电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都很少见，大部分都是靠煤油灯照明，买不起煤油的人家只能用菜籽油。
怀着一腔热血，王希季准备大展拳脚，可是去了才知道，这个“大发电厂”实在小得可怜，以他现在的才学，想设计建设一个大型动力厂，要学得东西还有太多。
罢了罢了，既然苍山洱海、风花雪月中找不到建设中国的答案，那就走出国门，师夷长技，来实现自己建设电厂的梦想。
1948年，王希季全力以赴争取留学机会，最终考上了。他辞别刚订婚的女朋友聂秀芳，到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读书，攻读燃料及动力专业硕士学位，为建设发电厂积蓄力量。
按照研究生院的教学安排，学生不仅需要修完学分，还需要每隔一日就到学校所在地的热力发电厂工作8小时，结合所学专业积累工作经验。每天最晚一节课3点结束，王希季就到电厂去实习直到半夜，不去工厂就到图书馆看书。
弗吉尼亚州位于北纬36°至39°，到了11月开始刮寒风，12月开始飘雪花，这是春城昆明看不到的景色。
王希季在学校每天凌晨一点睡下，早上7点起床，完成一天的课业后，到发电厂先从打扫卫生开始做起。从锅炉工、加水工、电工、主机工、组长，一直干到领班，最后可以独立全面地负责电厂8小时的工作。
1948年，王希季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研究生宿舍
“我要给老百姓办工厂”
梁思礼高中毕业了，看着他长大的丁懋英大夫和耀华中学陈晋卿校长，帮他写了两封推荐信，附上高中三年的成绩单，他申请到美国嘉尔顿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
母亲王桂荃变卖家中值钱的物件，东拼西凑出400美金，给梁思礼买了张去往美国的船票，临行前把剩余的100多美金塞给梁思礼，嘱咐道：“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今后一切就要靠你自己了，记住祖国还在蒙难，学成了一定要回来报效国家。”
抵达美国不久，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战争中断了梁思礼与国内的一切联系，没有通信、没有钱，17岁的少年孤身一人踏上征程。
全额奖学金只能解决食宿，穷学生梁思礼课余时间到学校食堂洗盘子、当服务员，没有钱参加周末聚会，就去游泳池打发周末，后来在普渡大学时还入选校摔跤队，成为全队最轻量级的选手。
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暑假，梁思礼跟着同学罗伯特·肖搭上顺风车，跑到纽约州的水牛城，在罐头厂做工，饿的时候就吃流水线上的豌豆。
假期同学们都回家了，他打开学校唱片图书馆的大门，躺在草地上听古典音乐。
梁思礼回忆起这段经历，说：“被逼是消极的，但也有积极意义。人在被逼无奈时可以激发出自己的巨大潜能，培养自己不服输的硬气，促使人竭尽所能想办法，克服困难。”
1943年，美国政府开始实施租借法案，对盟国给予援助，在美国留学的盟国学生每月可得津贴75美元。梁思礼在获得津贴后放弃嘉尔顿学院的奖学金，转入美国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两年后，梁思礼从普渡大学毕业。
普渡大学的工程专业非常有名，从这毕业的还有半导体器件物理专家王守武、“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
梁思礼当时打算回国后办几个砖瓦厂、洋钉厂、小电扇发动机厂，走实业救国的路子。
他写信给好友陆孝颐：“对我自身，幸福很容易解决，一口饭，拉洋车也可赚得出来。如果人生之乐只在于自己养活一个家，实在无多大味道，尤其我的机会是这样好，我则更应对没有机会的老百姓多负些责任。”
1949 年，梁思礼（左一）与留美学生参加CSCA小组会
回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
1949年，王希季与潘良儒合作完成一篇题为《分散态煤粒的燃烧研究》，获得科学硕士学位。同年，梁思礼提交博士论文《超高速离心机》，获得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
国内传来消息，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最终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
9月23日，医学专家严仁英、王光超，中国日报社副总编陈辉，25岁的梁思礼博士和五姐梁思懿一家四口，从旧金山出发，登上了开往中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次年3月，王希季自觉已经有能力为新中国建设大型发电厂，当即辞别教授、同学，放弃近在咫尺的博士学位，也踏上了回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有人问起王希季，为什么不继续留美读博，他答：“我出去读书时国内还没统一，回来时已经统一了，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从我出生时起，国家就一直在混乱中，要么是军阀，军阀之间还打内战，要么是日本鬼子侵略，国家支离破碎。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影响是历史性的，对个人来说，统一就需要建设，统一意味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有可能会实现。”
归途中，王希季遇到了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地质学家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和数学家华罗庚，华罗庚写下《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归国后，梁思礼和王希季先后被调入国防部五院。这里的工作有“三不准”：不准向无关人员，包括家属和亲友暴露自己的工作性质；不准暴露机关的住址，对外联系只能用信箱代号；不准随便与外国人接触。
一度，这些航天人的亲朋好友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在做什么。与梁思礼一同留学归来的老朋友陈辉说：“他回国后好像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
梁思礼的女儿梁红回忆：“从小到大，我对父亲的工作一无所知，直到我也进入航天系统工作，才知道一点点。后来父亲年纪大了，我去做口述资料的整理，才明白当年我父亲那一代人多么伟大。”
从美国旧金山回国直线距离接近一万公里。当时，王希季、梁思礼在海上足足漂了一个月，才从美洲大陆回到华夏九洲。
轮船靠岸，一个在“沉默”中书写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风雨不改飘扬了70载。我们怀念的西南联大，也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了。
载着科学家们飘洋过海归来建设祖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45年前已经报废了。
那些耀眼的名字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远，就像腾空的火箭，从勃发耀目的冲天火焰，逐渐化作天边一颗闪烁的星辰。
想起1956年钱学森组建团队，集聚各路才俊，中国航天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梁思礼仿佛预见到了今天，他生前给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青年授课时，引用萧伯纳的名言作结：
“人生并不是一只短短的蜡烛，而是我们暂时的拿在手中的一只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把它交给后一代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