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6月，罗荣桓在青岛大学预科结业。他和张沈川一道由青岛乘货轮南下。临行之前，一位在五卅运动中结识的姓柳的朋友建议他们先到上海去找当时上海学联负责人、上海大学附中主任侯绍裘，再请侯介绍他们去广州。
罗荣桓、张沈川到上海找到侯绍裘。侯在了解了他们在青岛参加爱国反帝斗争的情况以后，对他们说：“现在黄埔军校正在招生。如果你们要上黄埔，我写封介绍信就可以。按你们的情况，可以不用考试。”
这时，罗荣桓、张沈川并不了解这位看来十分文静的侯先生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更不晓得他就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而他们当时还是想读书，并没有从军的思想准备。罗荣桓又感到自己是深度近视眼，从军也不一定合适。他同张沈川商量了一下，婉言谢绝了侯绍裘的好意，仍然准备去投考中山大学本科。
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后，罗荣桓等继续乘轮南下。一路上，罗荣桓和张沈川经常登上甲板，倚着船栏，眺望祖国的辽阔海疆。他们回顾了这两年多走过的路程：长沙、北京、青岛、上海，现在轮船正乘风破浪向南航行……他们在中国东部绕了一个大圈，如今终于奔向向往已久的革命策源地，心情又怎能不激动呢？
7月间的一天，货轮由辽阔的伶仃洋进入虎门，只见环绕虎门要塞的一道白粉墙上，书写着异常醒目的10个大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见到这一巨大的标语，旅客们的精神都为之一振。罗荣桓、张沈川听旅客说，这里就是林则徐销烟处。他们回想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遭受的凌辱，人民所遭受的灾难，抚今思昔，深深感到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时代已经来临了，革命正在向他们招手。
罗荣桓到达广州，正是北伐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7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很快攻占罗荣桓的家乡——衡山县。7月12日攻克长沙……
罗荣桓、张沈川刚放下行李，就兴奋地走上街头，他们想尽快地领略这革命策源地的风采。在几条热闹的大街上，他们看到两旁高楼矗立，在商店的橱窗里、电线杆和支撑廊檐的水泥柱上，张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打倒列强！”“打倒吴佩孚！”“打倒孙传芳！”“工农兵联合起来！”有的地方还搭了庆祝北伐胜利的松枝牌楼。“号外”“捷报”的叫卖声此起彼落。在马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歌曲的国民革命军队伍。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热气腾腾的景象，同张宗昌血腥统治下的死气沉沉的青岛形成鲜明对照。
罗荣桓和张沈川兴冲冲地走进书店，买了不少宣传土地问题的报刊、小册子，从书店出来，罗荣桓双手捧着一大摞书，高兴地连声对张沈川说：“好啊！这下可好了！”在他厚厚的眼镜片后面，两只眸子闪动着兴奋的光芒。一回到旅馆，罗荣桓顾不上复习功课，如饥似渴地阅读买来的书籍。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罗荣桓跑了多少地方，又试验过多少办法啊！到了广州，他终于找到了！他看到了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工农大众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无比威力。他兴奋地对张沈川说：“现在看清楚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土豪劣绅就是把中国搞得国弱民穷的恶势力。要打倒恶势力，必须以俄国为师，把广大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联合起来，而唯有共产党才能担当此任。”他和张沈川相约，要勇敢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罗荣桓在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认识到北伐需要大量青年从军，他虽然因为自己是近视眼，不宜投考黄埔，却多次写信给他弟弟罗湘和“土梦学友联合会”的同学们，招呼他们到广州来，投考黄埔军校，报效革命。罗荣桓报考中山大学，因为第二外国语德语——不及格，未被录取。张沈川考上了中山大学文科。罗荣桓仍然留在广州，一面等罗湘来，一面多看点革命书籍，思考一些问题。他常到中山大学去。当时，张沈川与许多共产党员关系密切，罗荣桓也深受他们的影响，对革命形势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10月，罗湘和十几位同学从湖南来到广州，罗荣桓帮他们办理了进黄埔军校的报名、考试手续。当罗湘即将入学的时候，罗荣桓鉴于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已日趋尖锐，再三嘱咐罗湘，在参加政治运动时，要明辨是非，不要上自称是“总理信徒”的右派的当。
把罗湘送进黄埔军校后不久，罗荣桓返回故乡。这时，湖南省的农民运动正迅猛发展。衡山又是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比较好的县份，农民协会已普及到全县大部分地区。罗荣桓感到世道确实不同了，昔日的泥脚巴子已经挺起了胸膛，扬眉吐气；而那些绅士们却像经霜的秋叶，蔫蔫地低下脑壳。
罗荣桓一回到家，街坊四邻纷纷前来看望，向他打听北伐的情况。一些农会积极分子又邀请他参加农会工作，罗荣桓欣然从命，随即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动员农民参加农会的工作中去。他总是笑眯眯地认真听取乡亲们的意见，帮他们拿主意。他还受农友的委托，到县城找到县农民协会的负责人，汇报南湾的情况，受领指示。
不久，衡山梦字九区农民协会在南湾罗氏定德公祠召开了成立大会，会后进行了庆祝游行。接着，农会又委托罗荣桓发动和组织了南湾女界联合会和儿童团，开展了为支援北伐进行募捐、破除迷信和妇女放脚、剪发等活动。有一次，土豪劣绅罗凤梧唆使打手打死向他募捐的一名儿童团员，罗荣桓领导群众对他进行了坚决斗争，打开了罗凤梧的谷仓和钱柜，将罗凤梧的谷子和钱，一部分作为被打死的儿童团员的抚恤金，一部分分给了贫苦农民。
1927年1月，湖南各地纷纷开展镇压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农民运动达到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有利的形势下，南湾地区的群众觉悟普遍提高，农会、女界联合会、儿童团等组织进一步巩固。高涨的革命形势使罗荣桓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4月上旬，罗荣桓收到彭明晶的来信。信中说，他参加了北伐宣传队，已随北伐军由广州来到武昌，转入武昌中山大学，建议罗荣桓也到武昌来读书。彭明晶这封信不禁使罗荣桓怦然心动，这时，他与父兄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了。罗国理知道罗凤梧等人的势力依然存在，罗荣桓把他们得罪了，将来他们定会报复。他常常骂儿子忤逆不孝，急于把他赶走，罗荣桓在这个家里是再也待不下去了。而他此时对上大学的夙愿也未能完全忘怀。于是，4月14日他动身去武汉。
这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偏僻的南湾，但土豪劣绅已经蠢蠢欲动，罗荣桓常常处于地主分子罗凤梧的监视之中。为避免意外，他在这一天夜里，由一名农会积极分子老肖护送，秘密出发。他和老肖顺着崎岖的小路，登上了南湾西面的金觉峰。这时，明月仍然悬挂在西天。罗荣桓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深情地凝视着哺育了他的山河大地。南湾一带的屋宇、田野、林木、河流却仍然沉浸在朦胧的夜色之中，他投下了对家乡的最后一瞥。从此，他南征北战，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却再也没有回过南湾。
罗荣桓到达武汉后，通过补考，插入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一年级读书。当时已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大革命处于危险之中。在武汉的政治舞台上，乌云翻滚，眼看着一场摧残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临。革命队伍中的许多不坚定分子被蒋介石的屠刀和武汉险象环生的局面所吓倒，纷纷脱离了革命。
就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罗荣桓却像海燕一样，展开了翅膀。到了武汉以后，他经彭明晶介绍，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了武昌中大支部的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共党员。7月初，罗荣桓被湖北省委分配到通城县做农运工作。他把心爱的教科书、英汉辞典，还有计算尺等都送给了同学，毅然放弃了当建筑师的志愿，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对吃苦、牺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临行前，他给家里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父母的。他通知家里，再也不要给他写信了，因为他行踪不定，且生死难卜。他希望家里能帮助他照顾颜月娥母女的生活。如果颜月娥改嫁了，就帮助他把女儿抚养成人。另一封是给颜月娥的，他告诉颜月娥，为了革命，他走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为了不耽误颜月娥的青春，希望她改嫁。罗荣桓考虑到颜月娥的处境，又补充了几句，她是否离开罗家，一切由她自己作主，既不强迫她留下，也不强迫她离开。信寄了出去，罗荣桓割断了同家庭的关系。他将几天后出发，奔向新的战斗岗位。
（摘自1999年第9期《支部建设》，原标题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罗荣桓要亲自经受一番革命风雨的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