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小城因一次会议被岁月永远铭记，一个地标因一种精神被赋予全新内涵。7月中旬，记者走进黔北遵义，探寻遵义会议的历史启迪和精神价值——
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本报记者 吴 敏 通讯员 欧阳春 刘 宇
遵义会议会址。
本报记者 吴 敏摄
细雨初停，兰蕊吐香。一大早，位于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了熙熙攘攘的参观者。与在其他景点拍照留念不同，表情凝重的人们在这里反复寻找最佳角度，不时有人感叹：“这就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遵义会议是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顺着讲解员手指的方向，记者停下脚步，站在“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前，试图从笔锋中探寻历史转折背后的故事。
从纪念馆的大门进入，一座二层小楼静静伫立，这便是遵义会议会址了。这幢中西合璧的小楼当时为贵州军阀柏辉章公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连开三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告诉记者，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刻举行的。
与会者伍修权在《七律·历史转折》中是这样描述的：“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竖。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残酷的历史现实远不像诗词描述的那样轻松。
1935年1月8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在遵义周边形成防线。9日，中央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
然而，就在9日，国民党中央军制定新的“追剿”计划，企图将红军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并沿遵义南面的息烽、东南面的瓮安、东面的湄潭制定了一条前出的环形追击线，从三面向遵义合围。1月中旬，国民党军近40万大军一齐向遵义地区压了过来。
1月15日，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时隔84年，这座标志性建筑仍保持着当年旧貌。记者沿着楼梯走上二楼，看到阳光穿过镶着彩色玻璃的窗户照进房间，漆面斑驳的长桌周围摆放着十几把椅子。就是在这个会议室，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红军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伍修权曾回忆：“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因重病躺在担架上参加会议的王稼祥，挣扎着坐起来，发言简短却很有分量：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朱德的发言更是直截了当：“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会议开了一天，彭德怀就匆匆赶回部队，负责遵义南面防线的红三军团已经与推进到这里的黔军展开激烈战斗。
遵义会议开了三天，通过了“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项决定，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张闻天曾意味深长地写下这样一段话：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历史的启迪永在，精神的价值永存。纪念馆红墙上的大字牢牢印刻在记者的脑海：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