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从一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人中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民族英雄璀璨群星中的一颗巨星。
“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
1886年，朱德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佃农家庭。此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朱德的思想早早地“慢慢开展了”，理解了“读书不忘救国”的道理，并且“已经懂得问国家事”。他立下了“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的远大志向，苦苦思索和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08年春，受了两年新式学堂教育的朱德，回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但“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一年下来，他“对社会上新旧势力的斗争，政治上各种阴谋压迫都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新的发展感觉到更需要”。他觉得“教书不是一条生路”，下定决心去云南，投笔从戎。“决心是怎样下的呢？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
“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1909年，朱德远赴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他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他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参加了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成为滇军名将。
但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黑暗，也没有能使朱德实现理想。“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赶跑了，纵然想要继续努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他们迷失方向了。”朱德认识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法解决中华民族出路问题，不能救中国。
真正使朱德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是五四运动。运动的浪潮把大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带进泸州。朱德从这些书刊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他对这些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眼界被大大打开了。从1919年下半年起，朱德就和好友孙炳文埋头书斋，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刊物，讨论他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他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探寻中国的前途，感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
书刊中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希望。”“凡是我能找到的有关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材料，我都读了。”他对于“苏联那种‘不做工不吃饭’的办法很感同情”，认为“单吃饭不做工，就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虫”。他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那时我已认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唯一的出路了”
1922年3月，朱德离开云南，寻找救国救民真理。5月下旬，他应原川军总司令刘湘和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之邀，抵达重庆。杨森以师长之位留朱德共事。朱德以将要出国为由，婉言谢绝。刘湘以出国浪费时间和金钱为由，劝朱德赴峨眉山休养。朱德表示这是以往失意军阀政客的所谓“韬光养晦”之举，不屑仿效。6月，朱德乘船抵达上海。他阅读了朋友送来的书报杂志，了解了“有关新的工人运动和领导运动的共产党的消息”，产生了要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加入这一组织的愿望。在上海，朱德没有找到共产党，他决定去北京继续寻找。7月，朱德抵达北京，见到了阔别近两年的孙炳文。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在北京也没有找到共产党的负责人。 不久，他得知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在上海，便和孙炳文启程返回上海。他们先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要求朱德组织滇军到广东攻打军阀陈炯明，并答应先付军饷10万元。但朱德以决心出国为由，婉言谢绝了孙中山。孙中山建议他去美国留学。但朱德“已认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唯一的出路了”。他说：“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他告诉孙中山：“我们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省港大罢工的胜利和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向我们证明，共产党人知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几天后，朱德拜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他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但像朱德这样在旧军队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在以前还不曾有过。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没有实现，只能按计划和孙炳文一起到欧洲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
1922年9月，朱德同孙炳文等人一起远渡重洋，前往欧洲。此时，他已经36岁了。
10月，朱德抵达巴黎。他听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旅法组织，其主要组织者周恩来住在德国柏林。他便和孙炳文立即赶赴柏林，找到了周恩来的住所。这是朱德一生中特别难忘的日子。抗战初期，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采访朱德后详细描述过那天会面的场景。
“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两眼闪着光辉，面貌很引人注意，称得上清秀。可是，那是个男子汉的面庞，严肃而聪颖，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
“朱德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的革命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的脚底下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之后，朱德以“候补党员”身份旁听参加党组织的学习讨论会，会后由党组织安排专人帮助学习。
11月，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朱德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的伟大道路，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共产主义崇高事业。
以革命之忧为忧，以革命之乐为乐，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
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崇高理想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和重大挫折，朱德始终没有动摇。越是危难关头，他越是信念坚定。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失败，朱德所部孤立无援，他挺身而出，稳住军心，斩钉截铁地说，黑暗是暂时的，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延安时期，为了鼓励干部学习，党中央曾规定以马克思的生日5月5日为“干部学习节”，他被评为第一届学习节的“模范学生”。
80岁时，朱德还坚持研读党中央规定学习的32本马列著作。他说，“学习马列主义，第一便要求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认识世界”，“第二个要求，便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把理论运用在实践中来改造实际，从改造实际中更加丰富了发展了理论的内容”。
89岁时，他亲笔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以铭志。90岁时，他又写下“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的诗句。在临终前不到两个月，他看到《共产党宣言》新译本后，不顾年高体弱，驱车到中央党校，看望参与翻译的同志，一起交流对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心得。
在去世前他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朱德逝世后，康克清遵照他的遗愿，将两万多元存款，全部作为党费交给组织。
（作者系朱德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