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北京城的中轴线一路向南，出永定门不到十公里，坐落着一个神秘的单位——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这里被誉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是我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导弹武器和运载火箭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
1956年10月8日，中央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研制火箭导弹。1957年11月16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今航天科技集团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
60多年来，一代代科学家、工程师接续奋斗、自主创新，不断把航天事业推向新的高峰。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成功完成了以神舟飞天、嫦娥奔月、北斗组网、高分观测、对外商业发射等为代表的国家重大工程的发射任务，有力地支撑了我国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
2017年4月20日，长征七号遥二任务火箭成功发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资料图片）
下定决心搞科研
1958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迁往北京南苑，开始建设我国最大的导弹和火箭研制基地。火箭院的创业者们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毅然投入到航天事业中。据导弹总体设计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宝镛回忆，当时听说要搞国防尖端科研，他和同学十分兴奋。然而，当接他们的卡车一路向南，走进一片荒地时，他和同学们都傻眼了。“现在的办公区域当时还是农田和原始森林。我们的宿舍是机场旁的一排小平房，很潮湿，夏天蚊虫猖獗，冬天墙壁结冰，取暖用煤炉，生炉子弄得满屋子都是烟。一点儿也看不出‘尖端’。”
但创业中的年轻人有说有笑，觉得很快活。在苦中作乐的氛围中，年轻的航天人在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引领下，走进神秘的航天之门，踏上了导弹研制的征程。
我国导弹事业起步时期，还没有电子计算机。科技人员只能用简陋的手摇计算机进行复杂的弹道计算，一个多月才可算出一条初步弹道。科学家在计算时，先按数字拨动齿轮，每摇一次可完成一次加法，乘法则需摇动多次才能完成。
当时的计算员顾循珍初次计算“1059”弹道时，用了5张道林纸，用手摇计算机每天计算十几个小时，纸破了就用报纸糊上几层，在简陋的办公条件下，他们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终于算出了第一条弹道。
火箭弹道设计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余梦伦，当时经过2个月的手摇计算后，右臂整整比以前粗壮了一圈。后来，他依据地球物理和天体测量知识，终于弄清了地球扁率对弹道的影响，又推导出了导弹在新坐标系中的运动方程式，提高了弹道计算的精度。
在那个艰苦创业的年代，余梦伦说航天人有两个相信：一是相信中华民族有能力攻克科学的难关，二是相信广大知识界人士都是爱国的。“就是在这种强烈的爱国情结激励下，全体科研人员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也要搞好这个尖端事业。”余梦伦说。
长征三号丙火箭矗立在发射塔架。 高 楠摄
大胆创新永登攀
技术民主是老一辈航天人在中国航天创建之初就倡导形成的创新文化，也是航天事业60多年发展历程中沉淀积累的宝贵经验。
1964年夏天，我国在酒泉基地发射东风二号导弹，那天戈壁滩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导弹加注推进剂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装入导弹的推进剂温度越升越高，最后出现了由“气化”导致的部分推进剂外溢的问题。若不及时补救，将影响导弹的射程，致使导弹无法达到预定目标。指挥部当即召开紧急会议，专家们谈了不少补救方案都不合适。当时还是中尉军官的王永志听到不少专家提出补充推进剂、增大火箭射程的方案，便站起来说道：“不能增加燃料，而是应该调整推进剂的混合比。”王永志话一出口，语惊四座，有人当即反驳：“这种想法简直就是开玩笑！”
王永志不甘心，鼓足勇气找到院长钱学森汇报。钱学森认真听完他的建议，对他大胆的逆向思维给予了肯定，并采纳了他的建议，最后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创新对于科学家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对自身进行重新创造、重新调整、重新审视。时任火箭院一部结构室导弹箱体结构设计师陆友人就曾经与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开拓者、火箭总体设计专家屠守锷有过一次技术上的争辩。那次，屠守锷生气地指着一张图纸问陆友人：“贮箱箱底衔接处，为什么不加框？”
面对学识渊博、对待技术分外严谨的老前辈的质疑，陆友人却一点儿都不害怕。因为他知道火箭院是一个讲技术、讲民主的地方，每一位老前辈都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常鼓励年轻人创新设计方案，只要是对的方案，他们都会支持。
陆友人对自己的设计有充分的信心，他坚定地回答：“我认为这个地方不需要加框。我一定会拿出试验结果证明我是对的！”回到研究室，陆友人就与试验生产车间的工人师傅商量，先按照图纸生产出试验样品，用试验证明设计是否合理。一个月后，样品生产出来了。屠守锷也去现场参观了试验，当看到工人们往贮箱里注水加压，整个过程箱体滴水不漏，顺利通过了加压试验，屠老总笑着拍了拍陆友人的肩膀，当场表态：“你的方案我批准了！可以在型号上使用！”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火箭总装。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