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休所卫生所所长张杰军在接受采访时说起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周老的用药和家人的用药严格分开，都在药瓶、药盒上贴了名签，防止混用。
“像周老和老伴娄阿姨都在吃阿斯匹林肠溶片，但自始至终，周老按标准吃单位开的，娄阿姨吃自费购买的。周老和大女儿周雪文大姐都患有心脏病，随身常备速效救心丸。一次周大姐老远从重庆来到北京看望父母，早早就提前把治疗心脏病的药备好，并自觉在药盒上进行了标记。”
刚开始，对周老的这个要求，家人和干休所医护人员都很不理解，也经常忘记执行。有一次，周智夫很严肃地告诉他们：我的药是公费保障的，可不能一人公费医疗，全家免费吃药。
“公家的便宜，一点也不能占！”这是周智夫一生践行的人生信条和家规原则。周老一家四世同堂，一大家子共有34人，人人都不敢碰他这位家长定下的铁规矩。
小儿子周卫民曾品尝过违反家规的滋味。周智夫在重庆炮校任干部科长时，周卫民刚上小学，正是调皮捣蛋的年岁。一天，他带着小伙伴，偷偷把炮校体育馆木马上的皮革割下来，制作成一把弹弓。周智夫知道后，把周卫民捉起来，狠狠揍了一顿。
执行起家规，周智夫近乎苛刻。在云南建水县原二炮某基地医院工作期间，上中学的两个女儿和基地几个干部子女趁着星期天，一起去医院附近的温泉池游泳，中午就近在医院食堂蹭了一顿饭。周智夫知道后，严厉批评了两个女儿，并将几个孩子的伙食费全部付清。
2014年7月，周智夫的骨质疏松病情加重，接连发生2次压缩性腰椎骨折，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经医院检查，按照专家治疗方案，卫生所从解放军总医院购买了两种进口药——鲑鱼降钙素和阿伦磷酸钠。周智夫见药品的外包装等跟以前的不一样，认真地询问：“这药需要花多少钱？我吃进口药符合规定吗？需要我出的钱要按规定收。”张杰军说：“这是治疗用药，符合规定。”
2002年以后，周智夫在老干部中年龄最大，身体患有多种疾病，每次到医院，他都习惯坐班车，很少向所里要小车。每次坐班车，他都会提前去等车，从不让班车等他。
迟暮之年，周智夫落实待遇标准更加严格。他近年的医药费统筹年标准是2.8万元，但每年实际药费连一半都没用到：2015年药费为10988元，2016年药费为7041元，2017年药费为7166元。他常说：“待遇是组织给的，有标准也要省着用。”
周老的行为，也曾遭到儿女的误解。二女儿周卫平说，“以他的名义去拿药是可能的，所以我母亲拿药就我母亲拿药，他拿药就是他拿药，你用了我的药你得还给我，好多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太过分了。小时候，看到别家从部队借人出公差，帮着做家务，而自己却要和父亲一起打煤球、劈柴禾，当时真觉得父亲很无能。”
然而，时间是最好的证明，及至他们成人懂事，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多么伟大。
老伴娄淑珍常把周智夫的话说给儿女们听：“咱们已经吃公家穿公家的，共产党照顾咱们那么好，咱再占公家的便宜，心里就不愉快了吧，是不是？我不能占人便宜，占人便宜心里睡不着觉，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