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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富清与老伴孙玉兰相依相伴几十年,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中国国防报记者 穆可双摄
“我可以照顾你,群众怎么办?”
张富清转业初期,按照国家政策,妻子孙玉兰被招录为公职人员。
1961年,时逢三年自然灾害,为了共度时艰,国家开始精简人员。
此时,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孙玉兰也调到三胡区供销社上班,供销社归他分管。为了顺利推动人员精简工作,他率先动员妻子放弃“铁饭碗”。
“我又没出问题,没犯错误,为什么拿我开刀?”一开始,孙玉兰想不通。
“执行党的政策,不从自己做起,怎么落实?”张富清劝说妻子,“你下去了,我才好做别人的工作。”
妻子“下岗”了,人员精简工作顺利完成。
1955年至1962年,张富清的4个孩子先后出生,两儿两女,家庭负担本来就重,少了一个人的收入,生活更加捉襟见肘。曾喜欢抽点烟、喝点酒的张富清,全都戒了。
1963年,孙玉兰找师傅学缝纫,“每天只能挣两三角钱”。孩子们下午放学,先去地里捡别人刨剩下的土豆回来当晚饭。小儿子张健全对童年最深的记忆,就是饥饿。
上世纪70年代,恩施市有家国企来县里招工。张富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可他却动员大儿子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去当知青。
他开导儿子:“我是你的父亲,但更是党的干部,我可以照顾你,群众怎么办?”儿子很理解,到林场住在茅棚,种地、植树,一干就是几年。
“人,要靠自己。如果考不上学,自己想办法,不要指望我。”张富清对孩子不打不骂、不说重话,但他的以身作则,就是威严。
今天,这个家的家风依然。
他的4个孩子,除大女儿因伤致残外,其他3个都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学,当上了干部或职工,没有一个沾过父亲的光,没有一个在他任职过的单位工作。按照他的“规定”,此次各路记者采访,除了小儿子张健全,其他子女、孙辈都不能露面。
“和牺牲的战友比,我很满足”
张富清的生活简朴是出了名的,有人说他“有吃的不吃,有用的不用”。
他说:“我不是留恋过去,而是要有个满足。”
他心里埋着一个几十年不变的参照系——牺牲的战友。采访时,他说:“和牺牲的战友比,我还活着,吃的住的都好,我很满足。”
多年来,张富清养成一个习惯,每月工资发下来,先交党费,再买生活必需品,留出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最后轮流给孩子添置一些衣服。再紧张,决不超支。
然而,也有一次例外。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母亲病危。手捧着家里接连寄来的两封信,张富清却没能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
除了任务重、路途远外,就是缺钱。他当时一个月工资30多元,几乎没有余钱。从单位借了200元寄给母亲看病后,张富清再没路费回去了。
当时,买不起布,孙玉兰就买尿素袋染色后做衣服。儿子张健全回忆:“我的一些衣服经常印着‘含氮量’的字样。”
张富清也一样,平均每条裤子要换3次补丁。1978年暑假期间,儿子女儿每天靠搬石头、晒辣椒挣钱,攒了9块多,为他做了一条黄色的确良裤子。也是从那时起,在家人的再三要求下,他才不再穿带补丁的衣服。
在三胡时,他全家住一间小屋,只够放一张床,“挤哒全家”(恩施方言,全家挤在一起),门勉强能打开,做饭的炉子放在门外,下雨时再搬到屋里。
后来生活好了,张富清也从不下馆子。逢年过节,拗不过儿女们的心意,到饭店聚餐,他总是先约法三章,规定钱数,不许铺张。
如今,张富清已在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家属楼里住了30多年。当年的同事,大都买商品房搬走了,一楼租给了商户,环境嘈杂,他依然觉得挺好。
除了生病去医院,他从不坐出租车。他说,来凤县城小,到哪儿去,就慢慢走。截肢以后,他去超市都是推着助行器去,即便不慎摔倒也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