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眼里常含泪水

张富清第一次到北京，组织上安排这批战斗骨干游览名胜古迹，观看文艺演出。而他印象最深的，是天安门。

站在天安门广场，他不禁想，如果新中国成立那天，能现场接受毛主席检阅、聆听毛主席讲话，该有多好！

站在天安门广场，他感到无比欣慰：打那么多仗、走那么多路、吃那么多苦，还几次受伤，新中国成立了，值啊！

站在天安门广场，他想到了新疆守防的战友。1950年，他所在的第2军教导团组建边卡营，接管边防一线哨卡。此时此刻，战友们正在爬冰卧雪。保卫新中国，使命同样艰巨！

站在天安门广场，他不由得想起牺牲的战友。“太多了”——他总是用这3个字，来感叹牺牲的数量，表达心中的哀伤和缅怀。

他的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牺牲了一个又一个。一次突击，突击组成员大多都回不来。一次战斗，连队就少很多战友。每次看到熟悉的面孔不在了，他的心便特别沉重。

他的老部队——5师14团，1949年9月14日翻越祁连山。途中，“整日雨雪交加，狂风不止，战士全身湿透，受冻牺牲130人，冻坏脚不能走路者100余人”。

场场血战，永生萦怀。永丰战役，他所在的2营6连，一夜就换了8个连长，全连几乎打光了。战斗结束后，他被战友搀回，卫生员赶紧给他处理伤口。他发现，自己带的两名突击组员没回来，也找不到遗体。他深感自责：没把两个战友照顾好，自己还活着，可他们牺牲了，连掩埋一下、立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啊！

枪声歇息，夜幕沉沉。他抱着冲锋枪，一宿未眠，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起来。不是因为伤口痛，而是心痛！一想起两个瘦高的兄弟，他就痛哭失声……

越是铁骨，越是柔肠。每当清明，他都避开亲人，遥望远方，一个人静悄悄地待一会儿，默默祭奠牺牲的战友，任凭泪水顺着脸颊肆意流淌……

“和牺牲的战友比，我是幸福的！”擦干眼泪，张富清内心充满知足和感恩，更充满继续奋斗的豪情。

每次，都是“最需要的地方”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一声令下，深爱部队、一身打仗本领的张富清，纵怀着万般不舍，也毅然脱下军装。

1953年7月，张富清被派往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先后在天津、南昌和武汉学习两年文化课程，同批学员毕业后集体转业。

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干部。张富清有3个转业去向可以选择：一，留在城市，生活条件好，发展空间大；二，回陕西老家；三，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新中国成立了，仗也打完了，母亲一直盼他回去。打了那么多仗，母亲只是收到报功书，却见不到儿子的身影，日夜思念。

“谁不想到好一点的地方？从内心讲，我想回陕西老家，但我没有说。因为我是党的干部，就应该听从组织召唤，到艰苦地方去。”张富清的想法简单而朴实。

校领导在介绍湖北情况时说，恩施偏僻艰苦，最需要干部。他一听，就要求到恩施。随后，他又到了来凤——因为在恩施，来凤地处鄂、湘、川交界，最偏远。

“为什么？”

“那里苦、条件差，共产党员不去，哪个去？”他心头涌起的，是当年战斗突击时的豪情。

1955年1月，张富清和妻子孙玉兰坐轮船逆水而上，从武昌到巴东，然后赶往恩施。当时，从恩施到来凤，坐车要走一整天、“两头黑”。

“凤凰来仪”之地来凤，虽有美丽传说，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高山丘陵，交替连绵”“河流沟溪，纵横交织”。夫妻俩一脚踏进这片土地，一待就是64年。

孙玉兰，是张富清探家时认识的同村姑娘，当时是村妇女主任、共青团员，虽小他11岁，但认准了这个军人。他们在武昌结婚。

到来凤，张富清的第一个职务是城关镇粮油所主任。粮油所主要保障城镇非农业人口。在粮食短缺的年代，这个岗位“权力很大”。

他的第一个难关不是苦，而是要不要坚持原则。

当时，所里仅有一台碾米机，难以保障供应，只能供应一部分细米、一部分未完全脱皮的粗米。许多群众拿着粮票买不到细米，意见很大，经常与粮店工作人员发生口角。

一天，一家单位的管理员来买米，要求多供应一些细米。

“现在没有多余的细米，只有粗米。”张富清解释说。

“我只要细米！”管理员口气很硬。

“你们要吃饭，群众也要吃饭，我只能按规定供应，等有了细米再通知你。”

张富清的答复，令这位管理员既无语又不满。后来，这个单位找到县里一位分管领导。这位领导“提醒”张富清：“该照顾的单位，还是要照顾。”他却毫不松口：“供应上我一视同仁，要不就违反了党的政策。”

张富清想，要减少矛盾，提高碾米量才是根本办法。他先发动社员帮忙加工，又辗转买来几台碾米机，基本解决了供应难题。

以前那个跟他争吵过的管理员，后来在营业处见到他，主动向他道歉，还跟别人说这个部队下来的干部是个好干部。

1955年9月，来凤县粮食局党支部对张富清进行考察，结论是：“能够带头干”“群众反映极好”。1956年5月，他被提拔为粮食局副局长，任职不久，便到纺织品公司任党支部书记。1957年3月，县里安排他到地委党校学习，毕业后，他又一次被派往最需要的地方——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