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比打仗都难”

1959年初，刚从党校毕业的张富清，被上级派到来凤县出了名的穷地方——三胡区任副区长。

当时，城里的人常这样打趣三胡区：三胡的人，都是吃稀饭的，如果在县城看到谁衣服上有稀饭渍，准是三胡的。

此言不虚。到了三胡，张富清发现，这里的财贸工作和农业生产都比较落后，营业计划完不成，粮食生产任务也完不成。

在张富清的努力下，用了一年时间，三胡区基本实现区营业单位扭亏为盈，但更难啃的骨头在农村——提高粮食产量。在区里统一安排下，他开始上山驻村。

到三胡后，张富清才知道什么叫真穷：很多群众几乎顿顿以菜代饭，有的群众没衣穿，“用线把烂布片连起来遮丑”……

贫困的情景，令张富清感到肩头和心头一样，沉甸甸的。

他经常拿出部分工资接济乡亲，但毕竟杯水车薪，有时连燃眉之急都解不了。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过去打仗死都不怕，现在还怕困难吗！”

张富清走进最偏远的村，住进最穷的社员家。在社员家里，无论吃的是玉米、土豆、红薯，还是野菜，他都按规定交伙食费和粮票：一餐半斤粮票，一天3角伙食费，一个月3两油票，三五天结一次账。

虽然他交的伙食费，远比吃到嘴里的多，可刚开始，社员并不欢迎他。他们认为张富清是“区里来的干部”，干不了农活，是来添乱的。他组织生产，有人说：“我们连饭都吃不饱，没力气干活。”

张富清琢磨着：要打消社员的疑虑，只能靠实际行动。

为尽快让社员相信他是帮忙而不是添乱，他和大家天天一起上山干农活，并留心观察，虚心学习各种劳动技能，“手上的血泡从没断过”。

“背粪上山，社员背多少我背多少，身上、衣服上，经常沾得到处都是粪……”他知道：同大伙儿一样出力，社员才会相信他是真心的。

那时，家家房子不宽裕，更没有多余的床。他就找间柴屋，铺上稻草当床。晚上，刚躺下，蚊子、跳蚤便开始“联合攻击”。他拿手帕、衣服驱赶，实在赶不走，干脆把手帕盖在脸上睡。早上起来，浑身是包。后来，他找来六六粉撒在地铺上才好一点，但只能管个把星期。

不管多苦、多累、多困难，张富清一天到晚总是笑呵呵的。他陕西口音重，怕社员听不明白，就总是放缓语速，慢慢地说话。

晚上，他组织干部研究村生产计划，向社员宣传党的政策；空暇时间，他帮社员打扫院子、挑水……

社员吃不饱，他更吃不饱。可当着社员的面，他不能表现出来。有时饿得难受，他就一个人跑到水井旁，舀点水喝，然后接着干。

一天晚上，张富清回区里开会。由于干了一天农活，吃得又少，加上走了几十里山路，当路过一座桥时，又累又饿的他一头栽进河里。

同行的人赶紧把他救了上来，这才躲过一劫。赶往医院的孙玉兰看到受伤的他，心疼地说他“命真大”。

每月，张富清至少驻村20天，只有回区里开会才能回趟家。农忙季节，他就一直和社员抢种抢收。孩子们想念爸爸了，就翻过一座座山，跑到村里去找他……

“说实话，下乡驻村的时候，比带突击组打仗都难。”回忆起当时的艰辛，张富清至今感慨。

“最幸福的是回到家里，吃上一碗妻子做的家乡的菜疙瘩，一家人说说家常。”

有两位驻村干部吃不了这些苦，宁愿放弃干部身份，悄悄去抓黄鳝挣钱。

可张富清从没想过放弃，他只认一个理儿：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共产党员不干，谁干？困难面前，共产党员不冲，谁冲？

春风终化雨。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们对张富清，从抵触到有感情，最后情同手足。最令他欣慰的是，所驻的村生产抓上去了。

但是，一个村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带起来，他又要到另一个困难村去。少则一年，多则两年，他就要转移一次“阵地”。20年，他总是从一座山，搬到另一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