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聪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依然比较落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这就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把西藏的发展和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放在首要位置，在西藏则要把边境地区的发展放在首要位置。

党的十九大还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治藏方略。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西藏地位和治藏方略的战略思考，这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对西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布局。那么边如何治、藏如何稳，就要以经济为基础、思想为准绳、政治为堡垒。西藏经济的稳定在于富民兴藏、长期建藏，而农牧业作为西藏经济的重中之重就成为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乡村振兴战略也为西藏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首先，在思想观念上，西藏农牧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选择，应该始终坚持“富民为本，投资于民”的基本原则。传统发展观以“物”为中心，优先追求GDP的增长，其经济增长的手段是加速资源开发。当资源开发超出其承载力，并且没有为人们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时，只有使本产业更为精细化和复杂化，从而造成劳动内卷化。因此，新的人类发展观则应是着眼于更加全面长远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旨在消除人类贫困，为广大社会弱势人群提供更为广泛的选择机会和就业机会，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发展观。对于总人口超过八成以上生活在农牧区的西藏来说，衡量西藏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志，就是能否真正尽快地使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牧民优先受益、直接受益和普遍受益。

其次，在产业发展上，西藏正处于从以传统农业占支配地位的前工业化阶段向发达的成熟工业化阶段转型时期，西藏的产业转型最可能的路径就是第一产业会选择跳过第二产业直接转向第三产业，这是诸多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国内经济整体的发展阶段对其影响的结果。因此，西藏经济发展战略，应将广大农牧民优先受益的农牧业及其相关的民族特色产业发展，作为寻求现代化成长的再生之路；应立足于高原特色的农牧业及其相关的民族特色产业发展，构筑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体系。同时，对于不能较快转型的农牧业，还要增加农牧业的基础设施投入，提高商品量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的劳动力承载量。

第三，在产业特色上，对于有能力向第三产业转型的农户应大力引导。农牧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深层原因之一，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而低效率的劳动生产率是由农业劳动力冗积过剩引发的，也就是本文提出的内卷化问题。因此，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促进农牧民增收和最终实现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2017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必须顺应新形势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调整工作重心，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对于西藏而言，2017年1号文件中提出的“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就是西藏发展的新动能，为西藏未来发展提供了思路。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不是狭义地依靠直接的旅游收入致富，它的真正含义是指依靠旅游带动整个区域经济致富。也就是说，它全面地包含了来自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致富内容，是以区域经济的全面复兴和创新为背景的。

2018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具体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因此，要努力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大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虽然西藏农牧业的产值并不是西藏经济总产值的支柱，但是依靠农牧业生存的人口却占绝大多数，这直接关系到西藏是否能够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否能够稳定边疆的关键。他们的收入来源、民生改善很大程度上都需要依靠农牧业发展，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意义，还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直接关系全国的全面小康，关乎全国的安全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