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样的品质和力量，支撑和充盈着一个普通伤残退伍军人精神世界？与冯登贵深入接触后，笔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从这位平凡而高尚的老人身上，笔者看到军人本色迸发的光辉，触摸到军人本色释放的力量，感受到军人本色坚守的意义。请关注今日《中国国防报》的报道——
年华虽逝，军人本色不改
——探寻伤残老兵冯登贵的精神世界
■潘正军 董 伟 孙 碧
他当兵第一年便在演练中受伤，辗转治疗一年有余后无奈离开部队。在他看来，自己虽吃了两年多军粮，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养伤，没有为部队作过什么贡献，退伍了就更不能给组织添麻烦。离开部队前，他拉着领导的手说：“首长放心，我有手有脚，虽然重活干不了，但田里丢下种子就能长庄稼，我一定能养活自己。”这位退伍老兵名叫冯登贵，返乡后在家务农，没向组织伸过一次手、提过一次要求。十几年前，冯登贵置办一辆三轮车，开始一件想了多年的“大事”——征兵宣传。自此，一辆挂着“征兵宣传车”横幅、车顶架着小喇叭、播放着征兵政策的三轮车，在小城一转就是十几年。“退伍回乡后，我遇到很多难事，不想麻烦组织，但组织没有忘记我。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摘掉贫困帽，过上好日子，我也要尽自己所能，干些事情，回报党和政府。”聆听冯登贵的肺腑之言，让我们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感悟一个老兵的精神高度。——编 者
日前，一段有关冯登贵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里，他骑着三轮车，车顶喇叭循环播放着今年的征兵政策，他还不时大声说：“大人小孩都来听一听，今年的征兵报名开始了……”冯登贵是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古城镇油河村一名伤残退伍军人，十几年如一日，他一直义务宣传征兵政策。
冯登贵给适龄青年讲征兵政策，身后便是他那辆“征兵宣传车”。董 伟、孙 碧摄
“我自己费点油钱和力气，说两句话不费啥事，既是帮国家的忙，也是帮年轻人的忙”
笔者是在油河村村部见到冯登贵的。老人1973年2月退伍返乡务农，今年67岁。他的指关节因类风湿病而严重变形，双腿丧失行走能力，靠双拐支撑。冯登贵的生活不便，但这些不如意没有压垮他，相反老人很开朗、健谈。
冯登贵义务宣传征兵政策已有十几年。他的想法很朴素，保家卫国年年都需要年轻人入伍服役，不能断档、缺人。另外，作为老兵，冯登贵认为部队是所大学校，年轻人到部队能受到很好的锻炼。冯登贵说：“当兵是件好事。这几年政策越来越好，许多人对此却不了解，也不知道怎么报名、啥时报名。我自己费点油钱和力气，说两句话不费啥事，既是帮国家的忙，也是帮年轻人的忙。”
哪儿人多，冯登贵的宣传车就往哪儿开。村庄路口、集镇闹市、乡亲家里，到处都是他宣讲国防知识和征兵政策的“阵地”。60多公里外的亳州市区冯登贵也经常去，他对那里的街道名称都格外熟悉。为了征兵宣传，冯登贵还开着三轮车去过更远的地方——毗邻亳州的徐州、商丘、阜阳等地。
除了广泛宣传，冯登贵也会一对一做工作。听说同村一名叫张跃洋的高中生参军意愿强烈，就马上带着笔者赶往张跃洋家。张跃洋今年17岁，正在读高二。冯登贵对照征兵政策宣传单，建议张跃洋高中毕业后再报名参军，这样既更加符合征兵政策，还有利于他在部队的发展。最终，张跃洋一家接受冯登贵的建议，并感激地把冯登贵送到门口。见路面坑洼，三轮车动不了，张跃洋的母亲上前帮冯登贵使劲推了一把。
冯登贵来到乡亲家，进行一对一征兵宣传。董 伟、孙 碧摄
冯登贵常年还义务宣传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法规，如扶贫政策、交通法规、秸秆禁烧规定等。冯登贵边学习边宣传，把自己消化理解后的政策内容告诉乡亲。
古城镇党委书记陈永强告诉笔者：“这位老同志不仅是义务宣传员，还是严格的监督员。”冯登贵手机里存着不少区领导、镇领导的电话号码，见到党的政策在基层落实走样或不到位，他就打电话、发微信告诉有关负责人，直至整改到位。一次，冯登贵发现村头冷冻厂违规焚烧，就打电话告诉陈永强，陈永强让城管等部门去处理。几天后，冯登贵杀个回马枪，发现冷冻厂还在违规焚烧，便继续向陈永强反映情况。一来二去，冷冻厂再也没有这样做了。
冯登贵宣传车喇叭的内存卡里，储存着各类音频宣传资料。“这个内存卡容易坏，我每年都要到市里批发，坏了就及时换，这样大家能听得清楚点。”冯登贵告诉笔者，以前为国家作贡献少，现在身子不灵便，人也老了，但嘴还能动，能多做一点是一点。
“我有手有脚，虽然重活干不了，但田里丢下种子就能长庄稼，我一定能养活自己”
1971年，冯登贵应征入伍，成为炮兵装填手。说起自己操作过的某型榴弹炮，冯登贵至今都准确记得型号、口径、初速、射程等射击诸元。年轻的冯登贵准备在训练场上大展拳脚，一场意外却不期而至。当年冬，部队组织演习，冯登贵所在团的阵地夜间遭“敌”袭击，被迫携带轻武器转移，刚到坑道休息，又遭小股“敌人”袭扰。不得已，官兵只能分散隐蔽。
“当天天气很不好，一开始是雨夹雪，后来下起小冰雹，山上很滑。”冯登贵回忆，他扛着轻机枪，不小心滑倒，滚下陡峭的山坡，腰椎第三骨节和腿部都受了重伤，在医院辗转治疗一年多。
经过治疗，冯登贵可以下地走路，就力所能及地帮医院修理门窗桌椅，打扫病区卫生。有一次，他还冒险爬上梯子，把篮球架重新漆了一遍。医院以“闲不住的人”为题，在黑板报上表扬了他。冯登贵却悄悄擦掉有关自己的内容：“我不用表扬，该表扬的是我在训练场上的战友。”
上不了训练场，对军人来说是残酷的，冯登贵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军营。当时，团卫生队军医依据伤情，认为冯登贵至少能评为“三等甲”伤残，但冯登贵却放弃评残申请。“当时觉得，自己当了两年多兵，本来是要保家卫国的，大部分时间却在医院养伤，贡献不多，因此绝不能再给国家增加负担。”冯登贵说。
没留下一张军装照是冯登贵的遗憾，所以他格外珍惜这张登记表。董 伟、孙 碧摄
临退伍前，副团长因为担心冯登贵将来的生活，专门找他谈话，希望他不要放弃评残。冯登贵却说：“首长放心，我有手有脚，虽然重活干不了，但田里丢下种子就能长庄稼，我一定能养活自己。”就这样，冯登贵带着60元退伍费、100元医疗补助费（当时医疗补助的最高等级）和一张带病返乡证明回到家乡。
因为腿吃不了劲，走路不方便，生产队安排冯登贵负责五、六亩水稻田的灌溉、锄草，拉水车的小毛驴成了他的新伙伴。“我管理水稻田，没误过一次事，生产队领导和乡亲也很肯定我，我挣工分养活自己，没给部队丢脸。”冯登贵一脸自豪。更令他自豪的是，当时在公社工作的岳父独具慧眼，相中冯登贵，把女儿许配给他。冯登贵1978年结婚，育有二子。
土地承包到户后，冯登贵分了4亩地，他用2亩种粮食，另外2亩种菜，虽然没有太多余钱，但一家4口也其乐融融。现在，靠两个儿子外出打工挣钱，一家人住进刚刚建起的二层小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