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关于非组织观点

四军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其表现如下：

甲　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

纠正的方法：

（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乙　非组织的批评：

（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二）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重温语】：

组织需要有自我约束和自我纠正的机制

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是人民的成功。

在过去近一百年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两条铁的纪律：一是紧紧依靠人民；二是坚持铁的纪律。

如果没有人民的民主，就谈不上真正依靠人民群众。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无法管理和约束群体中的个体，就无法克服作为个体的人性弱点，达到一个组织的统一，进而保证组织意图的实现。

在红军建设之初，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就非常重视军队的民主建设，在军中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并努力在军中推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在古田会议之后，缔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民主军队。

早在1927年11月红军攻占茶陵县城时，毛泽东在总结这次战斗经验时，为部队规定了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把做群众工作做为三大任务之一。 1928年下旬，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向工农革命军部队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提出：“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这些都体现了红军的纪律严明。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打仗，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离开这些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并将红军执行上述任务的教育作为红军政治训练的重要内容。红军在执行三大任务的过程中，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创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后来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偏重单纯的打仗，使红军建设遭到重大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在长征途中重新坚持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军原则，在艰苦作战的同时，积极宣传群众，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民族政策，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起到了“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

发挥人民的作用和纪律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要让人民信任、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帮助，就必须要有铁的纪律；另一方面，也只有紧紧依靠人民，通过人民的批评监督帮助，铁的纪律才有内部外部的保障。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

1945年7月初，毛泽东同志和黄炎培“窑中对”说：“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任何一个成功的组织都需要有自我约束和自我纠正的机制，我们的老祖宗已经为我们留下这样的智慧，从易经的《师》卦，我们就能得到这样的启示。《师》卦“上卦为坤为地为众，下卦为坎为水为险，地中有水、引众凶险”，这是《师》卦的卦象。“地中有水”，则是比喻兵来源于民众中，平时务农，战时成兵。“引众凶险”则表示战争会带来大量的人口伤亡，表明了战争的残酷。卦中第一爻，爻辞：“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本爻爻辞的意思是：出师征战必须要有严明的纪律，如果军纪混乱必然有凶。

历史是极好的教科书，中国传统文化是极好的营养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需要多学习经典，重温历史，以史鉴今，明辨是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