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早在红军的初创时期，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红四军的调查工作逐渐地开展起来。
（一）
1929年12月，毛泽东率红四军在福建省新泉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整训。这期间，白天，毛泽东主持座谈会，深入连队和农村搞调查研究；晚上，则在住所“望云草室”奋笔疾书，在一盏瓷油灯微弱的亮光下，写出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草案初稿，即古田会议决议草案的初稿，其内容主要源自于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工作。
古田会议召开前的新泉整训，红四军除了进行军事整训，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政治整训。而政治整训主要是从开展调查会、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组织纪律教育等三方面展开的。
新泉红四军士兵调查会旧址外景。（图片由古田会议纪念馆提供）
整训期间，毛泽东在望云草室召开了为期2天的支队长、支队党代表以上干部调查会。毛泽东亲自发问和做记录，并同与会者一起探讨红四军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随后，毛泽东召开连队士兵调查会，听取战士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意见。毛泽东要求到会同志如实反映平日官兵思想情况，作为整顿军队的依据。比如讲到体罚战士，官兵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把他们心中的苦恼以及这个部队要怎么管理比较好，非常详细地表述出来，使得毛泽东充分了解到部队的现状，所以古田会议决议专门有一部分就是废除肉刑的内容。应该说，毛泽东深入连队调查为解决问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油画《毛泽东在新泉进行连队调查》。（图片由古田会议纪念馆提供）
政治整训期间，毛泽东还步行到离新泉五里外的官庄召开农民座谈会，收集农民对红军的意见。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进一步摸清了红四军内存在问题的种类、性质和根源，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手资料。
毛泽东在新泉整训时特别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教育。他认为“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当地的妇女经常集结在河边洗衣服，结合这一实际情况，毛泽东与朱德、陈毅商议，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基础上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条规定，于是就形成了我军著名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由红四军政治部发出训令，要求全军贯彻执行。红四军战士把这些注意事项写在背包面上，行军时背在背上，宿营时挂在墙上，随时注意执行。
“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这些浅显易懂的纪律规定，使群众看到红军的严明纪律，密切了军民关系，也使得更多青壮年积极报名参加红军，红四军得以发展壮大。可以说，红军善于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这些司空见惯的生活小事上着手，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红军的良好形象和优良传统，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二）
毛泽东还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项目。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
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毛泽东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1930年5月，毛泽东为反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这一重要著作。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反对本本主义》写作的背景，一个是红军内部的教条主义思想。另一个就是当时红四军党内对于一些问题的原则性分歧和斗争。毛泽东在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他强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还从七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开展调查研究的技术方法，对我们今天的调查研究工作仍然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比如，第一条：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第四条：要定调查纲目。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这些调查方法，为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具有实际操作的指导意义，为扩大红军队伍提供了群众基础。
（三）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正确的调查就尤为重要。
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1933年，福建上杭的才溪乡在苏维埃选举、扩大红军及发展经济等方面有突出的表现，得到了当时中央苏区及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嘉奖，被誉为“第一个模范区”。当年11月下旬，毛泽东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从江西瑞金来到才溪，调查乡苏维埃工作。经过10多天的走访调查，写成《乡苏工作的模范——才溪乡》，即《才溪乡调查》。
油画《毛泽东才溪乡调查》。（图片由古田会议纪念馆提供）
从上面这幅油画中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的一些情形。油画中，一群人坐着大小不一、形式各样的凳子，围着毛泽东坐成一圈，其中有老人、妇女、儿童，也有红军战士和青壮年，毛泽东一手拿笔，一手按着纸张，边倾听群众的发言边记录下来。
调查研究，不仅仅是找间屋子开座谈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必须真正走进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去。在才溪乡调查的十多天里，毛泽东和老乡同吃同住，到老乡家里住首先打地铺，抢着帮老乡干农活，挑水劈柴也不在话下。群众的耕地情况，群众的种地收成如何，他都仔细询问了解记录。
没有调查就没有有发言权，毛泽东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通过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明确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扩红的关键在于做好发展当地生产和政治动员工作。
回到红都瑞金，1934年1月 ，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阐述了这个思想。他说，才溪乡能做到大量扩红，成为扩红的模范，就是因为当地生产发展了，百姓积极开垦荒田，可耕地都种上了庄稼，收成好了，百姓生活也跟着好起来。为了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再加上我党我军深入实际的政治工作，使当地群众懂得通过参军来保卫苏区，从而也保卫了自己的胜利果实，因此这里的青壮年踊跃参军，掀起了扩大红军的热潮，超额完成扩红任务。
毛泽东不仅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而且带头深入一线搞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撰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这些调研报告为我们树立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深入到百姓中间去做实实在的调查研究，就是走群众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