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回忆会一直往前走，甚至越过千山万水，来到一个明媚的夏日清晨。

“那天是我小学毕业的日子，同学们都去了典礼现场，我没有去，我躺在藤椅上看一本叫《天雨花》的小说。这是一本弹词小说，全是人物对白。”即使过去这么多年，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主任戴逸依然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这是他一生奋斗的起点。

“我没有去典礼，因为我没有毕业。我不爱功课，只爱听故事、看戏文、看连环画，至于演义故事、武侠小说种种更是不在话下，全校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没有通过考试，毕不了业。我正看小说入迷的时候，那个同样没毕业的同学忽然跑到家里叫我，他大喊‘戴秉衡（戴逸原名），快跟我去学校，打仗了，学校同意咱们毕业了’！”说到这里，戴逸先生露出顽皮的微笑。

抗日战争爆发了，在少年心性里，他从此能毕业了，却不知道，国家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小学毕业后，由于战事的蔓延，戴逸一家搬入了上海租界。国难当头，流离失所，戴逸目睹种种风暴洗礼，开始发愤读书，从此名列前茅。只是，他仍旧偏爱文史。

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两年后，峰回路转，因为抗日南迁的西南联合大学返回内地，在上海招生。已经念大二的戴逸反复思量，决定从头开始，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这一考，漫漫的读史修史之路就开始了。

考入了北京大学，戴逸用了一个词“心花怒放”。因为这里有太多书了，“很多古书，我连见都未曾一见，就这样整整齐齐全都放在北大图书馆，只等我翻开。我太高兴了，一天到晚就在图书馆泡着看书。”

在北大，戴逸还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在一次次学生运动中，他的心向党组织积极靠拢。在北大读了两年书之后，由于和党组织的关系，他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要被送往特种刑事法庭。他的老师胡适听到这个消息，打电话为他保释，他收到了一张写着“保释在外，听候传讯”的通知，恢复了自由。

“跑吧，我要赶快去解放区。”他找到了在学生运动中单线联系的介绍人，从此戴秉衡改名“戴逸”，从北大穿越封锁线去了石家庄，跑到了当时的华北大学，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从此，戴逸再也未曾离开中国人民大学。

向记者讲完了自己求学的奋斗故事，戴逸接着讲自己与清史结缘的故事。由于喜爱历史故事，他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就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抗战史演义》，这本书还是章回体的。“当时还没有人写抗战史，我的处女作就捡了个漏。”戴逸笑着告诉记者。

“这不能算是一部历史著作，只能叫通俗读物。之后，我开始了严肃的治史过程，1958年，我编写了《中国近代史稿》，成为高校的近代史教材。”戴逸说。也正因此，他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历史学家吴晗当时正在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邀请他担任清史评审委员会最年轻的编委，并建议他把目光从近代史转向清史，开始修订清史的工作。

由于历史原因，这项工作走走停停，戴逸对清史的研究却从来没有停下。即使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停校的几年，运动风潮四起的时候，他还写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当年没有人愿意研究清史，因为一说到清朝，就和民族的伤痛联系在一起。五次对外战争，每次都割地赔款，损失惨重。提到清朝，似乎就是腐败的代名词。”戴逸说，“但是，我国本来就有易代修史的传统，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清史的资料在当年同样充满变数，连原始档案都差点付之一炬。上百年的档案由于宫内库房的倒塌差点儿被直接送往造纸厂，“当年很少有人懂得这些文件的重要性，外国人也没有兴趣，因此在一次次浩劫中幸存了。在运往造纸厂的途中，被一位爱国志士以4000块大洋的价格买了下来”。

这些资料整整放满了五层楼的楼房。清朝近300年出版的典籍就四十几万种，目前研究出版了4万余种，800余册。戴逸和修订清史的工作人员把清史分为“民族、宗教、科技、典籍”等几个部分，完成了105册送审文稿共计3000余万字，预计今年出版问世。

戴逸从清朝的起源讲起，“女真族的一支建州女真”，一直讲到近代史的跌宕起伏，讲到今天的新生活。他讲到了乾隆时期我国3亿人口，占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讲到了近代史“每战必败又屡败屡战”的民族精神。

“这是受欺负的历史，又是启蒙的历史、觉醒的历史、奋斗的历史。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戴逸说。讲到这里，采访也接近尾声了，张自忠路的平房门外，阳光正好，这故事仿佛穿越了300年的时光，有些沉甸甸的。

戴逸是《光明日报》的老作者，从20世纪的《史学》版开始，新作就不断问世。他说，他也是《光明日报》的忠实读者。他的家里订阅了两份《光明日报》，“一份是用来看的，一份是用来收藏的。”这拳拳之心更让我们感动，“从《光明日报》，我可以感受到新中国的脉动。”戴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