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柏地战斗遗址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从江西瑞金市区向北约30公里，就是著名的大柏地。1929年2月，一场对红军来说生死攸关的战斗在这里打响。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2019年是大柏地战斗90周年，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这场战斗留下的历史经验却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大柏地战斗是荣誉之战
1928年12月，国民党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挥何键，调集18个团共3万兵力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井冈山这块红色区域随之被国民党军铁桶似包围。1929年1月初召开的“柏露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以迅速手段占领江西敌人后方，乘虚而入，使江西军队回兵救援”，从而力求“围魏救赵”之效，解井冈山之围。于是，红四军前委和军部率主力3600余人、1500余支枪出击赣南。历经艰苦转战，几近失败。1929年2月10日至11日，在大柏地，打了关键性的一仗，共毙敌伤敌300余人，俘虏800余人，缴枪800余支，使红军得以转危为安。
红四军从井冈山茨坪出发向赣南出击当天，敌人即已经发现红军主力行踪。敌“会剿”总指挥部急令重兵截击和追击，红军一度危在旦夕。国民党当局作出了“照此下去，过年以前就能收到何总指挥的‘大功告成’之捷报”的判断。
重兵压境、经济拮据、给养困难、缺少弹药……在大余突围中，红四军独立营营长张威和31团营长周舫牺牲，部队被打散，军参谋长袁文才和前委秘书长刘辉霄等人不辞而别。一时间，部队士气低落，失败的情绪、“离队”的想法开始滋生、蔓延。圳下被围，更是出现不少官兵思想“开小差”。危急关头，毛泽东从贺子珍手中一把夺过手枪，迎头截住了队伍。
彼时，正如毛泽东后来给中央报告中所言：“是为我军最困难的时候”。国民党第15旅旅长刘士毅甚至自信地发出了“日内将肃清共军，歼彼丑虏，以绝根株”的捷报。2月3日，在罗福嶂会议上，红四军确定了应付最困难局面的办法，“万一部队被打散了，可以回大城市彼此用化名登报联系”，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都各自确定了化名。
对于指战员来讲，荣誉如同生命，信心胜于黄金。陈毅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描述：“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大柏地战斗的胜利，极大地提振了军心士气，让屡败屡战的将士们重拾信心：尽管战斗是残酷的，局势是凶险的，但革命的前途仍是光明的！
大柏地战斗是开创之战
红四军一路风餐露宿、艰难跋涉，一路被国民党军队跟踪尾随、纠缠袭扰。大柏地战斗，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窘境，诱敌入瓮、围而歼之，创造了在危机中捕捉战机、赢得转机的奇迹，为毛泽东“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争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实践依据。
红四军沿途十分重视做好群众工作，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大柏地战斗打响前，官兵们挨家挨户动员乡亲们到外面避一避。打仗中用了老乡的粮食和物资，都逐一算清价钱、留下欠条。同年5月，红四军离开赣南二次入闽，在重返大柏地时，全部如数进行了偿还。“战乱之际为民众安危着想”“有借有还、言出必诺”的仁义之举，让群众认识到这支队伍是人民的子弟、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诸如“红军是正义之师、是劳苦大众自己的队伍”等佳话一传十、十传百，为日后党和红军立足赣南打下了坚实群众基础。
何去何从的问题，是这支新生革命力量所面对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毛泽东原本是不主张红军向赣南发展的，他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对于‘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大柏地一战，让红四军的领导者认识到，赣南民风纯朴、物产丰富、宜守难攻，是立足和发展的理想之地。在随后的东固会议上，决定放弃回师井冈山的计划，从而逐渐摆脱了地势依赖，作出了“‘下山’到更广阔的赣南闽西建立红色政权”的正确抉择。
大柏地战斗是胜利之战
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孤军奋战的红四军在大余、平定坳、崇仁圩等地接连失利。部队早已断炊，官兵饥寒交迫；交火不断，伤病员剧增，无处安置，只得用担架抬着行军、转移；连战连负，弹药损耗殆尽，又无缴获补充。尤其是在向安远、定南、信丰3县边界前进途中，所经之地不断遭到地主豪绅和民团的袭击，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既找不到粮食，也找不到向导，到了十分艰难的境地。
2月2日，尾追而来的敌军向驻在寻乌县圳下村的红四军军部发起突袭，红28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坠马牺牲，朱德同志夫人伍若兰负伤被俘，惨遭杀害。至此，当初3600人的队伍，战斗员锐减至不足2000人，还有500多伤员要照料；而刘士毅旅2个团3千多人马，沿途都有保安团、挨户团的接济供应，可谓是兵强马壮，敌我实力悬殊。
大柏地战斗获胜，彻底扭转了失败局面，部队的装备、人员、给养等得到了较大补充，红四军绝地逢生。这次战斗给毛泽东留下深刻记忆。4年后的1933年6月，他从宁都开完中央局会议、返回瑞金途经大柏地时，满怀豪情地写下著名的《菩萨蛮﹒大柏地》一词。一位老红军后来也曾这样评价：“有了大柏地战斗的胜利，才有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顺利开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