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立下头功的“反报告”
担架上频频召开的“碰头会”,让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逐渐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成功,尔后又迅捷智取遵义。这在客观上为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经过酝酿,党和红军领导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充足的准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
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则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起来批判。他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遵义会议结束时,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他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和战术原则。
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期间关于选举的讲话中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可以说,没有张闻天的襟怀坦荡和仗义执言,没有他为了党的利益一无所惜、除了党的利益一无所求,或将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军事路线作了很好的铺垫,也为毛泽东的发言奠定了基础,从而立下头功,永留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