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前的12月14日，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等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笔者近日来到河北邢台市新河县，瞻仰了董振堂事迹陈列馆。董振堂是新河县西李家庄人，故乡立有他的墓碑，但那是衣冠冢，一代名将的遗骸，与众多西路军将士一起，湮没在祁连山下茫茫大漠戈壁之中。
董振堂短暂的42年人生，似乎与冬天有着不解之缘：他出生于1895年12月21日，宁都起义是1931年12月14日，他牺牲的时间，在1937年1月20日……在将军故乡的雪夜中，细细思考他的一生，一个为中国前途命运迷茫的旧军阀，为何能够成长为有着坚定信仰、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红军高级将领？
本文选取跟董振堂相关的十个片断：他在寒夜中的呐喊与觉醒；信仰的力量，如同寒夜中燃起的火苗，熊熊而燎原；他在寒夜最深重的时刻倒下，而他的同志，继续奔向曙光。
一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个时刻：1931年12月14日深夜，宁都起义爆发，国民党26路军宣布加入红军。他们连夜向中央苏区开拔，走出黑暗，迎来了翌日的朝阳辉映，苏区军民敲锣打鼓，列队欢迎。身材高大的董振堂走在队前，他素来是个不苟言笑的军人，此刻满脸愉悦之情。
26军被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且不论这次起义对蒋介石及其麾下国民党军队的心理打击，也不说对刚诞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干部群众的精神鼓舞，就看看他们给红军增加了什么家底吧：1.7万余官兵，1个军部、2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携带着20000多件轻重武器和8部电台以及大批装备物资……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力量得到极大加强，从3万多人猛增到5万人，2万多件武器有力地改善了红军装备，各种物资也让处于“围剿”之中处境艰难的中央苏区得到及时补给(宁都起义比原计划推迟一天，是因为新发下的20000套冬装和军饷这一天抵达宁都)，更为珍贵的是，起义部队一次带来了8部电台和40多名通信技术人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是从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缴获的一台半电台起家的。“半台”之来历：红军战士第一次缴获电台时不“识货”，砸掉了发报机，只剩下收报机，领导闻讯大怒，勒令以后不准再乱碰电台。在这一部半电台的基础上，组建了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宁都起义后，8部电台加上40多名技术人员，让红军无线电事业实现了飞跃发展。
《毛泽东年谱》上记载：1932年1月13日，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特地带着董振堂、赵博生等起义将领一同到位于瑞金叶坪村的红中社参观。
史料记载：宁都距离瑞金不到100公里，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同一天诞生的红中社，播发了“一苏大”召开的消息，被驻宁都的26路军接收到了，更坚定了他们起义的决心。
二
1932年3月7日，赣州南门城下，董振堂率先手舞大刀冲进敌阵，身后数千把大刀举起来，白光闪闪，杀声震天，敌人哪见过这阵势，仓皇逃入城内。
这是宁都起义后董振堂率部参加的第一次战役。当时红军围攻赣州半个月，没有攻下有“铁赣州”之称的坚城，反而被敌人反包围，情势危急之际，董振堂率领作为总预备队的红5军团第13军杀入战场，以大刀贴身近战，掩护攻城部队撤退，随即红军撤围赣州。
董振堂从小习武，他所在的西北军，素来以大刀著称(1933年春天长城抗战时，西北军29路军的大刀曾在喜峰口把日本鬼子砍出了心理阴影)。起义整编两个月后，这支劲旅在赣州城下闪亮登场，从此成为红军中能攻善守、以打防御战著称的精锐部队，人手一把步枪、一把驳壳枪、一把大刀，令敌人闻风丧胆。
赣州之战后，董振堂、赵博生等率部又参与了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黄狮渡等战役，以及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硬撼强敌，从不退缩。以南雄水口之战为例，从1932年7月2日至10日，历时9天，这是红5军团首次独立作战，时任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在《聂荣臻元帅回忆录》中写道：“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
何为恶仗？当时红5军团对手是尚未领教过红军厉害的粤军，他们想南撤广东，颇为悍勇。战至9日，尸横遍野，董振堂感觉不对劲：情报不是说对方只有4个团吗，怎么这么难打？后来才知道：哪是4个团，足足有10个团!当时红5军团投入战斗有6000多人，也就是说，6000红军，阻击了10000多粤军!10日，决胜之日，红5军团从正面，毛泽东亲率红1军团从侧面，向敌人发起总攻，激战1小时，击溃敌人。战后统计，9天恶战，毙伤敌人3000人，仅在红5军团阵地前，被大刀砍死的敌人尸体就有近千具，粤军被打服了，很长时间不敢轻举妄动。红5军团也付出惨重牺牲，有的团剩余不过百人……
在宁都起义一周年之际，董振堂、赵博生双双获得“红旗奖章”——这是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仿造苏联红军奖章样式，最早制作、最早颁发而且仅颁发一次的奖章，比红军后来制作颁发的“八一红星奖章”，还要早8个月。
三
毛泽东曾派他的夫人贺子珍，来到起义后整编中的红5军团，为大家表演节目。董振堂感慨不已。
把起义旧军队改造成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并不容易。中央在红5军团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制度，确立共产党的领导，还从1、3军团中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到红5军团工作，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同时组织政治学习，进行阶级教育……
回首这段历史，不得不感慨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强大威力。
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部起义的过程，堪称国共两党的生死谍战，一方面，蒋介石对杂牌部队歧视，企图让红军与之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利，结果将董振堂等“逼上梁山”；另一方面，中共地下党员做“兵运”工作，成效卓著。
西北军中，很早就有共产党员在活动：1926年8月，共产党员刘伯坚应冯玉祥之邀，担任西北军政治工作干部，积极改造旧军队，与杨虎城、吉鸿昌、邓宝珊、赵博生、董振堂等西北军高级将领结下深厚友谊。虽然短短九个月后，刘伯坚就因冯玉祥“清党”而被“礼送出境”，但从此留下火种，在以后的历史关键时刻，一次又一次影响了西北军：宁都起义、察绥抗日同盟军成立、西安事变，直至淮海战役开始时，西北军最后一支余部还在张克侠、何基沣率领下起义。
在对红5团队的政治改造中，不是简单地说教灌输，政治工作做到了这支旧军队的心坎上：红军政工干部深入浅出讲红军与白军的区别、讲红军为什么要打仗、为谁打仗，讲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文艺宣传效果也很好，工农剧社的宣传队下到红5军团慰问演出，话剧《为谁牺牲》描写一个白军士兵的悲惨遭遇，对大家的思想触动很大，不少人流下悲愤的眼泪，还有人带头高呼：“打倒反动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