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
4.杨开慧与毛岸英、毛岸青（怀抱者）在上海时的合影
陶尔菲斯路341号大同幼稚园（今南昌路48号）
——毛泽东的3个儿子生活在这里，他们和叔叔毛泽民在此永别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7月15日宁汉合流，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出：干革命一定要有枪杆子，我准备到农村山林去做“山大王”。8月底，他匆匆赶到长沙东乡板仓，与杨开慧以及毛岸英、毛岸青和1927年4月4日才出生的毛岸龙道别，到乡下领导秋收起义。
1930年10月，湖南军阀何健抓住了杨开慧，将她以及毛岸英与保姆陈玉英关在长沙狱中，11月14日将杨开慧枪杀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
虽然毛岸英被乡绅们保释出狱，与两个弟弟一块儿回到了板仓外婆家里，但他们生活困难，还时常受到何健“斩草除根”的威胁。毛泽东获悉杨开慧牺牲，十分难过。他趁三弟毛泽覃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机会，找到二弟毛泽民，让他设法将三个孩子带到上海。因为当时共产国际已答应接受一批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以及党的领袖的子女赴莫斯科学习生活。毛泽民写信给板仓杨开慧的母亲以及其他亲属，还化名寄去了一点钱，让他们尽快把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送到上海。
1931年春节刚过，杨老太太等带着3个孩子来到上海，当天晚上就由毛泽民与夫人钱希钧安排住进了旅馆，他们经周恩来同意，决定把3个孩子送到共产党办的大同幼稚园。（参见钱希钧回忆录）
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杀害了几十位最优秀的共产党领袖。烈士遗孤流落街头，生活十分困难，有的孩子就此失踪了。1929年周恩来指示“共济会”的王弼，找一个可靠人士，办一个幼稚园，专门收养烈士遗孤以及在前方作战的领袖子女。王弼找到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赓商量，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在上海圣彼得堂担任牧师的董健吾。
董健吾是一位十分传奇的人物。他因护送美国作家斯诺赴陕北而闻名于世。董健吾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又是一位虔诚的牧师。他与宋子文是同学，在国民党上层有许多朋友。听到组织上的决定，他一口答应，卖掉了祖上留给他在青浦的50亩田，租下了教友肖志吉在戈登路（今江宁路）441号的两幢石库门房子，在1930年3月办起了“大同幼稚园”。作为掩护，园名是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题写的。过了不到一年，他又觉得戈登路的房子离英捕房太近，不够安全，更重要的是把孩子整天关在石库门里，没有活动场所，对健康不利。于是他就将幼儿园搬到了陶尔菲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一幢坐南朝北的两层楼房，这里与环龙路正处在同一直线的位置，中间隔着一条通往公园的小路，环境幽静，离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仅几十米远。天气晴朗时，孩子们每天都可到公园里去游玩。
当时在大同幼稚园工作的都是中共党员或领导人的亲属，主要有李求实的妻子秦怡君（化名陈凤仙），李立三的前妻李文英等。收养的孩子中有彭湃的儿子彭小湃、恽代英的儿子恽仲希、蔡和森的儿子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以及杨殷的儿子、王弼的女儿等近20人。1931年3月，毛泽东的3个儿子毛岸英（8岁）、毛岸青（7岁）、毛岸龙（4岁）被送到幼稚园后，幼稚园的5位保育员和19个孩子还在法国公园拍过一张集体照。
1931年端午节，毛泽民与夫人钱希钧要离开上海赴瑞金，临行前，夫妇俩专门到法国公园看望在公园里游玩的3个侄儿，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毛岸英还特意写了一封短信，托叔叔带给自己的父亲。谁也不曾想到，就在毛泽民探望自己的侄儿后十多天，毛岸龙突然发烧腹泻，陈凤仙急忙抱着孩子赶到距离幼稚园不远的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为患了紧口痢，此病十分凶险。虽经抢救，但他还是在半夜里病亡了。广慈医院是所有名的教会医院，每一个就诊病人都有详细的档案并要保存若干年。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专门派人到院查过档案，确凿无误。党史研究员李静峰1982年还专门就此事写过文章，发表在该年的《党史研究》第4期上。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大同幼稚园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凶险，被迫在1933年春解散。孩子们分别被亲友或地下党有关人士收养。毛岸英、毛岸青直接搬到了董健吾的家里。1936年6、7月间，经董健吾穿针引线，由张学良资助并委派自己的部下李杜将军，带着毛岸英、毛岸青等坐轮船离开上海到法国，由当时在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的康生接到莫斯科。
环龙路，与毛泽东结缘颇深的一条马路，神秘而又幽雅。几乎每一幢小楼都隐藏着一个上海故事，等待着我们继续去探寻、去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