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跳崖人数在100人左右”
当年的困牛山村属于石阡县和思南县的交界地带，两县对这段悲壮的历史都没有记载，因此一直尘封着。上世纪70年代，当地公社还组织群众下河打捞红军战士遗骨，但很少被外界知晓。
2001年，38岁的杨又铸任石阡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困牛山战斗相关资料，他问身边同事：困牛山到底在哪？没有人能说清楚。
杨又铸曾在乡镇工作，有不少熟人朋友，他就托人四处打听，后来听说龙塘镇有困牛山这么个地方。“我在龙塘镇找到困牛山村，一去就碰到一个90多岁的老人，他亲眼看见红军跳崖，还有其他目击者，他们带我去看了跳崖的地方。”杨又铸说。
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杨又铸走访了困牛山村及周边十多个村庄的100多名亲历者、亲历者后代和幸存红军后代。其中，目击当年红军跳崖的村民9人，都已八九十岁高龄，而能确认身份的幸存红军已全部离世。
为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杨又铸多次专程到贵阳，恳请一些老党史专家帮忙搜集资料，“他们听说后都很感动，想到实地祭拜，但那时从贵阳到石阡坐车要两天，这个心愿一直没有实现，我就在石阡做实地调查，他们帮忙丰富完善资料，有的专家甚至到北京，去军事博物馆抄录资料。”
在走访中，蔡应举、滕久全、安天明、姚祖华、张著明等见证者，向杨又铸回忆了让他们毕生难忘的困牛山战斗：那天，他们听到“黑滩河沟里枪声嚯嚯地响”，“首长(团长田海清)被打死，红军战士放声大哭的声音”。看到跳崖的净是些十五六岁的娃娃，跳崖牺牲的红军“一窖窖”(意思是“一群群”)，“一个红军飞下崖去屁股插在树桩桩上”。
你一言我一语，尘封的历史越来越清晰。有人说，红军到了困牛山，给孤寡老人田大娘十多块大洋，还有人说，住宿卢万培家屋檐下的红军走时留下一段黄州白布。
“这些老人回忆，红军不怕死，与敌人肉搏，打穿制服的敌军一枪一个准，只是不打拿棍棒的百姓，把枪打得很高。”杨又铸说。困牛山战斗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虎井沟河边一带，到处都能见到红军烈士的遗骨。
据贵州省党史专家综合分析党史、军史资料、历史档案记载，以及实地走访调查和考察，红军跳崖人数在100人左右。
国民党军队离开后，群众明白红军并不像国民党说的那样，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出来救护红军，待伤病治好，体力恢复后，又送红军上路到印江县寻找主力部队。除了陈世荣，被村民主动救了下来的红军还有很多。群众不怕国民政府查办，收藏红军遗物、安埋尸骨，传颂红军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失散红军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爱护。陈世荣常应邀到附近学校等单位讲述当年红军跳崖的英雄事迹，每次都深深打动师生心灵，引起强烈共鸣。蔡应举常说：“红军、红军，血肉相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红军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2004年是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杨又铸拿出自家准备购买小轿车的10万元，自费出版了心血著成的《困牛山红军壮举》一书。
“红军在面对百姓误解，把他们当成匪来打的情况下，依然把百姓当亲人，把生的希望留给百姓，自己选择了死，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杨又铸感叹说，“出版这本书，是贵州一批老党史工作者的心愿，那么多红军牺牲在这个地方，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作为基层一名党史干部，有责任把这些记录下来，或许能让世人受到一点点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