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在南昌豫章公园被“示众”，大义凛然之态让人动容。
《清贫》手稿。
必死的决心
方志敏给胡逸民夫妇的信写于1935年5月，胡逸民向他许下转递文稿的“诺言”自然是在这之前。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提到，他曾因无法把文稿传递出去而停笔，直到“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这个“法子”，很可能靠的就是胡逸民。
当然，在监狱这个极特殊的环境下，方志敏也没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胡逸民一个人身上，他还找到了其他的“法子”——靠的是看守所的文书高家骏。事实上，这条路径更早地为方志敏传递了狱中文稿。
高家骏和方志敏的接触也是从“好奇”开始的。据高家骏在新中国成立后留下的口述资料，他听说看守所新关进了一位共产党的大人物，叫方志敏。于是，便趁着去牢房出售大饼（看守所牟利的手段）的机会，想看看方志敏究竟是何等人物。
高家骏描述的方志敏“身材魁梧，方脸庞，浓眉毛，两眼炯炯有神，很威武。”方志敏看到这个年轻人在观察自己，还主动和他攀谈起来。方志敏的平易近人和在狱中的乐观精神，让高家骏心生好感。
后来接触多了，方志敏崇高的人格和丰富的学识，让高家骏甚为钦佩。高家骏对方志敏几乎无话不谈，连自己恋爱的苦恼也向方志敏倾诉。而最让他感到受教育的，是方志敏给他讲授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真是讽刺，一个国民党监狱的职员，却从一个共产党人那里领悟到了“三民主义”的真谛。
高家骏起初尽己所能地为方志敏做一些琐事，比如购买报纸、暗中传递纸条给狱中同志等。在方志敏确认他可以信赖之后，甚至托他搞到了一根小锯条，一点点地锯镣铐，为越狱做准备。可惜越狱计划最终没有得到机会。
高家骏同样为方志敏的写作提供了帮助。
方志敏写作的机会，是“向敌人说要写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经过与赣东北苏区的详情”而得到的。敌人以为能得到方志敏的“交待材料”，这才提供了纸笔。他们也防着方志敏写其它的东西，更不能让那些东西流传出去，每张纸上都有编号。但是敌人怎么也想不到，方志敏入狱不久，就把看守所所长凌凤梧等一批大小狱吏，发展成了自己的支持者。给方志敏供应纸笔的高家骏，自然很方便做些手脚，让方志敏真正的写作不为敌人所知。
高家骏还提到，方志敏曾让他弄一些米汤。他起初不明所以，后来方志敏托他传递文稿时，有不少是空白纸张。方志敏告诉他，这些要用碘酒擦过才能显出字来——这是最简单的密写方式，使用的是“碘遇淀粉变蓝”的化学原理。方志敏后来从狱中传递的密写文稿，想来就是用米汤所写。
方志敏写好的文稿逐渐增多，如何躲过敌人的眼线是个难题。方志敏在墙上挖了个洞，文稿放在洞中。这个洞他只告诉了高家骏。据高家骏回忆，洞有半块砖头大小，外面用纸糊着，刚好被床沿挡住。方志敏提防着敌人随时可能杀害他，因而嘱咐高家骏，如果他遇害了，请高家骏一定把这些文稿取出，想办法交给共产党的组织。
但是到了6月，方志敏决定提前把部分文稿传递出去。高家骏的口述提到，当时方志敏觉得“无法越狱，只好设法‘社会营救’，就是请上海的宋庆龄、鲁迅等知名人士出面营救。”
这个说法不能算错，方志敏确实给宋庆龄、鲁迅等人写了信，但“社会营救”同样机会渺茫，方志敏很清楚这一点，他对获救的态度一直都是“就是这样吧——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
真正促使他尽快送出文稿的原因，是他已经明确感觉到牺牲的步步迫近，一系列的打击在6月接踵而至。
6月23日，方志敏写了《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文中回顾，6月5日端午节那天，他请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娄梦侠来聚餐，并隔着“栊塞子”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胡海交谈。仅隔三四天，娄梦侠、胡海和曾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的谢名仁便被杀害。文中称赞“他们临难不屈，悲壮就死，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6月9日，方志敏的妻子缪敏也被国民党抓捕了。缪敏是在德兴县毛山坞水竹窝被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师某团捕获的。当时，她怀有身孕，随红军游击队在山上坚持，因山上的条件恶劣且要躲避敌人，孩子降生即夭亡，产后没几天便被俘。缪敏曾被军法处提讯，凌凤梧、高家骏等分别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方志敏。方志敏说：“她被俘我知道了。她怀孕产婴，一定影响身体健康。她临难不苟免，一股巾帼气，我为她自豪!”
牺牲随时可能到来，必须要在牺牲前，把呕心沥血数月写成的文稿能够交给党组织，这是方志敏为党做的最后一项工作。
谁能担任这个“信使”？高家骏向方志敏推荐了他的女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