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手稿。
“狱友”
1935年4月下旬，方志敏从军法处看守所的“普通号”，被转押到“优待号”。“优待号”是个单间，也就是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一文开头中描述的那间囚室。
这时，方志敏的第一篇文稿，即《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应该还没有写完。在《略述》结尾处，方志敏写道：“军法处以我与刘、王在一处，不便向我劝降，于是将我移到所谓优待室内来住。房屋很好，但很寂寞。自到优待室后，无人谈话，只是一天到晚的（地）写文稿。”
“优待号”都是单间，方志敏平时接触较多的是他的两个“邻居”。一个是隔壁的原国民党政府航空署长徐某。徐某是因为南昌机场被焚而入狱的，在狱中仍站在反共的立场上，他身负着劝降方志敏的秘密使命。劝降无望，又改为监视。对这个人，方志敏称之为“顽固的法西斯蒂”。
另一个是住在方志敏囚室斜对门的胡逸民。胡逸民的来头不小。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孙中山逝世时，胡逸民和于右任、汪精卫、宋庆龄等一同守护在病榻前，是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之一。胡逸民长期任职于国民党司法系统，曾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并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等三个监狱的狱长。
说起来真是讽刺，胡逸民可以说是国民党中资历最深的“监狱长”，却被蒋介石关了四次监狱。和方志敏一起被关押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这次，是胡逸民的“三进宫”，原因是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计划泄密。蒋介石查来查去，查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狱长胡逸民，私自释放了一名共产党同乡。于是，在南昌指挥“围剿”的蒋介石电令胡逸民速到南昌。一见面，胡逸民即被逮捕，不由分说地被关进了军法处看守所。
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和看守所的大小狱吏都知道胡的身份和背景，对他很客气，上上下下都敬他三分。胡逸民不但住着看守所的“优待号”，能在看守所里随便走动，甚至能让家里人随便进出，送吃送喝。
胡逸民自言“生性好动不好静”，在看守所坐监的日子，吃不上苦头，却着实寂寞无聊。1935年2月，方志敏被押到军法处看守所时，胡逸民仿佛有了个“大热闹”可看。
据胡逸民留下的口述史料，方志敏被关押进看守所的第二天，他就溜达到方志敏、刘畴西和王如痴的囚室门口。胡逸民不认识方志敏，就隔着牢门叫了几声“方先生”，无人理会。
胡逸民不死心，过了几天，看守所所长到方志敏牢房中谈话，知道胡逸民的好奇心，就带着他“蹭”会见。
所长向方志敏介绍了胡逸民：“这位是永一（胡的狱中化名）先生，在本所优待号。他素来肯在狱中行善，想与你们谈谈话，交个狱中朋友。”
胡逸民接过话来：“我失去自由半年多了。听到关于你们的传闻，我很同情。早年我在国民党里干过‘清党’，曾设法开脱过你们的同志，那些人都是些可爱的青年。”
胡逸民此话不假，他在担任“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时，曾放走了自己的私人秘书及同乡好友中的“共党分子”，他第一次被蒋介石投入监狱就是这个原因。
第一次会面，胡逸民给方志敏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方志敏也给了他友好的回应。胡逸民表示自己有条件改善方志敏的生活，方志敏说：“生活上我们苦惯了。如果能弄到一些书籍和报纸，请拿来看看。”
这样的要求，对胡逸民来说易如反掌。后来，胡逸民常以送书取报、传送用品杂物为由，到三等号子与方志敏闲聊解闷，双方改口以老胡、老方相称。
不久，凌凤梧调为看守所代理所长，这位新任的所长很快成为方志敏的崇拜者，暗中提供了不少方便。胡逸民不知其中奥妙，在回忆录中说：“前任所长调走了，新来的所长是个好好先生，很好说话。我想怎样，他都答应。他允许我夜里也可以到方志敏囚室自由谈话，不加干涉。”
胡逸民和方志敏的关系进一步走近，应该是在他们成为“邻居”之后。方志敏被转押到“优待号”——他是看守所内唯一享此“优厚待遇”的共产党人，同时也是在优待号里唯一戴着脚镣的囚犯。在凌凤梧的帮助下，这副脚镣从10斤的重镣变成了4斤的轻镣。
国民党对方志敏的囚室安排，很可能是刻意为之——他的“邻居”中有两个人被授意劝降方志敏。结果，胡逸民不但没有真正展开任何劝降，反而把自己的这个秘密使命和盘托出。
据胡逸民回忆，方志敏像早有所料似的嗤鼻一笑：“胡先生，投降那是大笑话……即遭失败，自无他言，准备牺牲就是了。真正的革命者只有被敌人残杀，而没有投降敌人的。”
这种共产党人顶天立地的气魄，让胡逸民彻底折服。他没有劝降方志敏，而是真心实意地和方志敏成了朋友。
方志敏的环境有所改善后，他利用敌人让他写“交代”所提供的条件，不停地写作。痛苦的思索与孜孜不倦的写作，使他日益消瘦，后来又肺病复发，常常咯血。胡逸民忍不住问：“你在狱中还写这么多东西，到底做何打算？”
方志敏答道：“我决心留下一点文字，以明心志。只怕要送出去可就难了……”
胡逸民当即表示，如果方志敏信得过，这件事就交给他来办。
在方志敏留存下来的狱中文稿中，有一封《给某夫妇的信》，信没有抬头，亦无收信人姓名，但结合信的内容和当事人的回忆，可以判断，这封信就是写给胡逸民的。
胡逸民在回忆中也提到过，一天夜里，他从方志敏那里取回书报，从中发现了这封信。信中大部分内容是革命宣传，以及对胡逸民夫妇的感谢，在给他们的嘱托中，特意提到：“希望你们在我死后做到允许我的诺言，切不可因为困难或虚惊而抛弃信约！”
信尾署名“云母文”，三个字合起来，正是“敏”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