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中国》手稿。
“宣传了十个人来参加革命”
曾经有一个说法流传甚广，称方志敏狱中写作是受鲁迅先生的鼓励。
按此说法，1935年春，方志敏在南昌军人监狱中，秘密委托监狱的一个同情革命、钦佩红军的“某某义士”，把他致鲁迅的一封信，“送往上海交内山书店转鲁迅先生”。鲁迅接信后，及时作了回复：“如果发动一个营救运动，那只有加速方志敏同志的死刑执行期，因此应该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方志敏同志的暂短时期，在狱中赶快为党、为中国后代人写下一些珍贵的遗言”。于是，方志敏按鲁迅先生的意见做了，“从而产生了牺牲前撰写的《可爱的中国》等文献”。
可是，这种说法早被不少档案、党史工作者及部分学者经考证而否定了。
通过方志敏在狱中文稿中标注的写作时间，可以看出，他是从3月开始写作，第一篇是6万字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写了大约一个月时间。这是狱中文稿中最长的一篇。文中有一段说了他写稿的情况：在狱中的普通号，“只是看书与写文字。我曾嘱咐王（如痴）写一写红军的建设，他认为写出寄不出，没有意义，不肯写，仍旧与刘（畴西）整日下棋。我因他的话，也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
照此推算，方志敏在入狱不久就开始写作了。
如果真是在鲁迅的鼓励下开始写作，那么方志敏先要完成这些事：找到能替他秘密送信的“某某义士”，这位“义士”赶到上海，见到鲁迅，再返回南昌，带回鲁迅的“鼓励”——从方志敏入狱到他提笔写作，最多一个月，短则半个月，且不说狱中的方志敏找到可以信赖的“义士”需要多少时间，光是当时的交通条件，从南昌到上海，先要从陆路转道九江，换乘长江客轮，路上的往返恐怕都不够。
方志敏确实给鲁迅先生写过信，不过那是他写好狱中文稿之后，想托付虽未谋面却完全信赖的鲁迅转递文稿。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在1935年6月19日下午写成的《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最后一段，方志敏写道：“为要延缓敌人对我们死刑之执行，以达到越狱的目的（因为一时找不到人送信出来，得不到外援，恐越狱是要成幻想），与取得在狱中写作之不受干涉，我曾向敌人说要写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经过与赣东北苏区的详情，敌人乐得什么似的，赶快令看守所供给桌椅笔墨和稿本。”
很明显，直到方志敏真正动笔前，他还没有找到能够送信联络的人。
而此文的最后一句说：“我希望这篇稿子，能借朋友之力，送到党的中央。”也就是说，最晚在6月份，方志敏已经有了可以递信的人。联系到上文所说“恐越狱是要成幻想”，可以看出，方志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这些稿子也是预备自己牺牲后，能传递给党中央。
从被俘的那一刻开始，方志敏就抱定了“以一死以谢党”的决心。为此，他还与刘畴西等三人商量好了临刑前的口号。
但是，方志敏没有选择等待死亡，而是采取了更积极的斗争方式。
方志敏首先想到的是越狱。他认为：“我不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与时机，去图谋越狱吗？我不应该对敌人施行一些不损害革命利益的欺骗和敷衍，以延缓死刑之执行吗？应该的，应该如此做去。”
为了越狱，方志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成效。他写道：“我在狱中并未一刻放弃宣传工作，以致看守所的官吏们严格禁止看守卫兵到我房来，怕接近我而受到我的煽动。我在此宣传了十个人来参加革命，将来可望发生作用。”
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一个共产党要犯居然还能“宣传了十个人来参加革命”。这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焕发出的人格魅力和巨大的感召力使然。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知方志敏感化的全部十个人，但其中与他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的三个人，是确定无疑的。
第一个人是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凌凤梧比方志敏年长3岁，读过英语、政法两个专科学校，1934年经人介绍来到南昌在江西绥靖公署军法处工作。方志敏被关押进“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不久，他成为了看守所代理所长。
凌凤梧领受了上司“劝降”的任务与方志敏接触，结果不但没有完成任务，反而在耳闻目睹了这位共产党人优秀的思想品质和高尚的气节情操后，深深为之折服。凌为减轻方志敏的痛苦，曾在请示军法处“未获准”的情况下，私自将方志敏脚上的重镣改换为轻镣，并曾暗中支持过方志敏越狱，可惜未能成行。由于凌多次暗中庇护方志敏，以至于在方志敏被秘密杀害后，他曾因有“通共嫌疑”而遭到拘押收审。
第二个人是高家骏，又名高易鹏，浙江绍兴人。他毕业后曾在杭州当过店员，后为找生活出路，经人介绍赴南昌参加军法处招聘缮写员的考试，被录取为上士文书。高家骏和凌凤梧是同乡，在军法处关系很好。他有机会经常接触方志敏，听方“讲故事”。
高家骏当时二十出头，虽在国民党监狱工作，却仍是个热血青年，很自然地，他被方志敏的铮铮铁骨感召，由同情转为敬仰，为方志敏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帮助。
第三个人的身份有些特殊，他其实是方志敏的“狱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