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风险全球化凸显大国财政作用
我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各种风险也在迅速全球化，全球公共风险加速形成。需要注意的是，全球风险不仅相互关联强化，并且其整体性影响也在增强。由于风险全球化及全球风险社会的逐步形成，世界各国变成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风险共同体”。为了更为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全球风险，需要世界各国携起手来相互合作，增强国际协调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进一步看，全球格局变化导致全球风险加剧，全球利益分配亦随着全球格局不断调整，中国的利益与安全已经不限于国境之内，发挥大国财政职能，主动参与全球风险治理和全球利益分配的形势已刻不容缓。
适应全球公共风险变化，财政改革在国际维度的基本方向是建立大国财政框架，增强全球影响力、协调力和示范力，通过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推动全球风险治理，均衡全球利益分配，进而化解全球公共风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财政在税收制度、关税、出口退税、特区政策等方面促进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通，开放型经济已经形成。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财政主动作为，大国财政的作用不断显现。
总之，我国财政改革的逻辑本质上是公共风险逻辑。公共风险涵盖了所有公共性问题在不确定性状态下变化的一种归属，公共性问题有可能演变为公共风险，成为财政改革的原动力并衍生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改革开放40年的不同阶段，以公共风险为导向的财政改革经历了“放权”“分权”和“治权”三个阶段，也是财政改革的三种形态，成为若干重要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牵引整个改革，又为整个改革提供支撑。同时，财政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推动，参与全球治理的大国财政职能凸显，防范全球公共风险成为新时代财政改革的主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深入思考和研究。(作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