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机会不均”的风险推动完善国家治理
时间进入到21世纪初期，“家贫国穷”的公共风险已基本消除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财政实力大大增强。但新的公共风险愈益凸显出来，各类经济社会主体“机会不均”的问题日益突出，各类主体之间的权利也迫切需要界定和规范。这就必须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改革，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财政也从“公共财政”转向了“现代财政”，将通过治理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也意味着财政改革从“放权”“分权”走向“治权”。这个过程是叠加的、继起的，也是渐进的。
其一，突破“所有制财政”。经济主体多元化是市场化改革的成果，维护这个成果要靠财政来实现，即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基于不同所有制而实行不同政策、给予不同待遇的“所有制财政”逻辑。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平等竞争、权利平等，财政就要力求“一碗水端平”。一方面，统一税制，不因所有制不同而税制不同；另一方面，不断硬化国企预算约束，切断“财政脐带”，支持政策上对国企、民企和外企一视同仁。
其二，融合“城市财政”和“农村财政”。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城乡分治、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基础之上的。与此对应的财政也就分为城乡二元财政，城乡居民按照户籍而给予不同的财政待遇。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这种二元状态一点一点被突破。自从本世纪初提出“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元财政结构开始走向城乡一体化，以财政平等推动城乡平等。
其三，从单纯的“经济财政”扩展到“民生财政”。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口大规模流动使中国从“静态社会”快速转变为一个“动态社会”。财政改革就要从庞大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权利保障入手来考虑，一系列新挑战要求财政从“地理静态”转向“人口动态”，让“公共服务找人”，而不是让“人去找公共服务”，这样让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所有人的基本权利都得到了保障。
其四，走向“法治财政”。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公共权力如何行使也日益成为一个公共风险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设法治财政、民生财政、稳固财政、阳光财政、效率财政，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从国际经验来看，财政是约束公权的重要制度笼子，不少国家以预算授权来约束各种公权行使的方向、领域和目标。要有效约束公权，建立法治财政，打造好财政这个制度笼子是必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