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央执委员会关于“悬赏通缉”瞿秋白、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给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公函。
国民党为了对付共产党可谓不择手段，除了军事上的猛烈进攻之外，还采取了悬赏的办法。从总体上看，对于有着崇高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员群体而言，国民党的这个招数是失效的，根本不可能凭此战胜共产党，亦不可能挽救其统治的最终失败。
国民党在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的悬赏
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期间，蒋介石对其他军阀采用的一个惯用伎俩，就是通过金钱收买的办法，使对方的部分将领临阵变节，以此达到瓦解对方的目的。由于许多军阀本身缺乏信仰，打仗的目的基本上以占领更多地盘或者获取更大利益为主，所以，蒋介石的这个办法屡屡奏效，这也让他在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多次较量中，特别是中原大战后取得了统治地位，进而调动了全国的战争资源用于对付红军。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在湘赣边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井冈山斗争，把湖南、江西两省的国民党当局搅得天翻地覆。苏联《真理报》在192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几个月前何键宣布，悬赏五千大洋捉拿朱德和毛泽东，捉住彭德怀和黄公略者可赏大洋两千元”。在湖南军阀何键看来，朱德、毛泽东比彭德怀、黄公略的“危害”更大，所以要多3000元。
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继而开创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此又一翻江倒海之举，再次让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觉得颜面无存，因为直接威胁了其在江西的统治。
1930年7月28日的《江西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即《鲁总指挥严令缉拿朱毛》，指出：“兹特重颁赏格，如前方剿匪各部队及各县警队，能击毙朱毛献其首级者，合赏洋五万元，能活捉朱毛捆送来辕者，合赏洋十万元。”这个赏金是一年前何键的20倍，即活着的朱、毛二人都能值10万大洋，鲁涤平也是下了血本。
由于种种原因，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就在此时，蒋介石于1934年10月25日发布悬赏令：“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据查，这个金额达到了对红军领导人悬赏的最高值，反映出蒋介石已经丧失理智，这次为了能彻底“消灭”红军主力，并“抓获”红军首领朱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国民党在长征期间的悬赏
红一、二、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一方面遭受了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围追堵截，另一方面也要经常面对国民党的各种悬赏通告。
当然，随着红军的一路向西转移，在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来看，威胁早已不如以前，所以赏格的数量也发生了变化，一降再降。
如1935年2月9日的《大公报》，刊发了一则《蒋电川购缉匪首》，其中写道：“无论军民人等，凡拿获匪首者，一律均有重赏，特将赏格列后。生擒朱毛徐三匪首之一者，赏洋十万元。生擒彭德怀、林彪、董振堂、周恩来、张国焘等匪首之一者，赏洋五万元。”
此时的中央红军尚未进入四川，红四方面军正在创建川陕苏区，不过，蒋介石可能预料到红军两部主力日后必将汇合，因而“未雨绸缪”下了这道命令。其中，点了八个人的名字，最主要的悬赏对象是中央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及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三人均值10万元；彭德怀等其他红军领导人，在蒋介石看来，也值5万大洋。
到了1935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主力，粉碎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阴谋，已经走出茫茫草地，进入甘肃南部地区，从而打乱了国民党围困红军的计划，革命前景趋于好转。蒋介石闻讯后，大为愤怒。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剿匪”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向甘肃的岷县等县的县长，转发了几天前蒋介石拍给他的急电。这份电报来了个“一网打尽”，也就是将红军的所有师级以上干部全部进行了“定价”，内容如下：
“一、毛匪泽东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奖八万元；二、林匪彪、彭匪德怀生擒者各奖六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四万元；三、博古、周恩来二匪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四、凡伪中央委员、伪军团政委、伪军[团]长及伪一、三军团之伪师长等各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五、其他各著名匪首，凡能生擒或献首级者，仍照前颁赏格各给……”
如此看来，红军主要将领在国民党那里都被登记了相应的“价码”。
中共对国民党悬赏的态度
由于各种原因，如丧失革命理想、贪恋金钱美色、被俘后经受不住严刑拷打等，再加上国民党重金悬赏的糖衣炮弹，共产党内部的确也出现了极少数叛徒，出卖党和同志，投靠敌人，如顾顺章等人。
但事实上，绝大部分党和红军领导人丝毫不惧怕国民党的高额悬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披露了一些相关的细节：“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在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在延安的大街上，在共产党自己的地盘上，毛泽东当然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虽然有世界上最高的赏金，即使自己身边的警卫很少。
彭德怀也是如此，该书写道：“虽然政府军飞机常常在红军前线扔传单，悬赏五万到十万要缉拿彭德怀，不论死擒活捉，但是他的司令部门外只有一个哨兵站岗，他在街上走时也不带警卫。我在那里的时候，看到有成千上万张传单空投下来要悬赏缉拿他、徐海东、毛泽东。彭德怀下令要保存这些传单。这些传单都是单面印的，当时红军缺纸，就用空白的一面来印红军的宣传品。”虽然国民党的悬赏通告满天飞，到处都是，但彭德怀与毛泽东一样毫无惧色，而且把这些纸留下来用于印刷红军的材料，这是对敌人的一种巨大讽刺。
美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提到了自己与朱德的一次交谈。朱德调侃道，蒋介石“甚至于公布了一个首级价目表，从班长开始，按照等级订定价。他派飞机到我们阵地上散传单。要是有哪一个人的名字没有列在名单里，或者给他开列的赏额太少，自己反而觉得是耻辱”。国民党飞机撒下的悬赏传单在被红军将领看到时，第一反应不是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而是自己的名字是否在名单里面，是否靠前，如果发现自己的赏额比别人少，还会懊恼不已，认为蒋介石目中无人。
综上所述，国民党作为统治者具备绝对的优势，通过不断对红军将领进行通缉悬赏，试图造成一种政治和心理上的震慑。其实，效果适得其反。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不仅坦然处之，而且激发了自己的革命热情，并时常拿这些悬赏互开玩笑。同时，包括报纸在内的国民党各种反动宣传报道，反而让广大群众间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认知了红军的一些将领，进而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这也许是蒋介石在费尽心机草拟悬赏启事时所始料未及的。历史再次证明，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在金钱，而在民心所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