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殷富之家,却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为社会变革、百姓福祉而矢志奔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宣传抗日救亡、组织抵抗运动,将满腔热血浇灌在了故土之上。
袁复荣烈士像
盛夏时分,热气蒸腾,酷暑难耐。曹县城南10公里的野外,凉风习习,“太行堤”的余迹默默挺立着。它始修于明孝宗弘治年间,曾蜿蜒绵亘、屹然如山,“南挡洪水,北拦风沙”,庇护着鲁西南一带的无数生灵。
75年前,一支装备落后、补给匮乏的抗日武装来到了太行堤旁。他们在军分区司令员朱程、专署专员袁复荣的带领下,以太行堤为天然工事,和数倍于己的日伪军殊死搏斗。他们在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后,终因寡不敌众而突围失败。袁复荣也将满腔热血洒在了毕生热爱、矢志奔走的故乡大地上。
光阴侵蚀消磨,太行堤凋零残破。但茂盛葱茏的草木,低徘呜咽的夏风,似乎仍在诉说那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岁月。
生于殷富,心念疾苦
“袁复荣的一生,宛如划破夜空的流星,虽然短暂却极璀璨。”曹县党史办主任王明领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袁复荣牺牲40年之际,曹县党史工作人员曾寻找他的亲属战友,从零星回忆中勾勒复原他的音容形象。
袁复荣出生在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郑庄街道袁石庄的袁家是清末有名的富户乡绅。家族田产众多、分布广泛,还拥有一些手工作坊。袁氏的姻亲也大多是附近的大家族。”王明领说。
1909年,起义民变四起,末世氛围日渐沉重。袁复荣的降生给久历动荡的袁家平添了一丝喜悦。
清末民生凋敝,百姓普遍贫困,鲁西南的乡村多灾多难,生活更是艰难。但袁家殷富,袁复荣有条件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接受良好的教育。但他似乎生来就与一般富家子弟不同,对贫苦百姓抱有极大的同情。旧时代的长工、佣人地位低下,备受歧视,袁复荣却总是悲悯其境遇,从不另眼相待。
少年的袁复荣,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混沌的世界:身居高位者声色犬马、恣意享乐,饥寒交迫者垂死挣扎、麻木不仁。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刺激。
社会缘何如此,矛盾如何解决?年少的袁复荣百思不得其解,陷入深深的迷茫。
殷实的家境、开明的氛围,为袁复荣接受教育、寻求救民真理提供了条件。他的兄长袁春霆(又名袁振荣)曾在河南读书,接受过先进思想的洗礼。袁春霆后来追随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成为“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山东地区负责人之一。妹妹袁兰荣也曾在河南静宜中学读书,后来又到山东省立女子师范求学。
袁复荣和兄妹一样,先在乡村读完小学,后陆续来到河南洛阳、山东济南求学。
外部的世界,丰富了他的视野。新颖的思想,拓展了他的认识。在济南读书期间,袁复荣通过老师和同学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自觉灵魂经受了一番脱胎换骨,心中的疑虑渐渐找到了方向。他的表妹陈赞凯后来回忆说:“起初每次二哥(袁复荣)来找我,总是风尘仆仆,神情疲惫不堪。后来他变得精神焕发,一讲起现实的黑暗、革命的理想,都是慷慨激昂,滔滔不绝。”陈赞凯眼中袁复荣精神的先后差异,正是他接触共产主义前后的思想变化。
一个周末的清晨,天空飘着毛毛雨。陈赞凯和袁复荣相约到济南郊外田野散步。天空乌云密布,农人冒雨劳作,袁复荣似乎又勾起童年的记忆,他心情苦涩复杂:“社会黑暗腐败,群众饱受苦难,我们要敢于斗争,不能被困难吓倒。”
随着接触共产主义越久,袁复荣就对未来越有憧憬。1930年,袁复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次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他还介绍陈赞凯加入了共青团。
袁复荣身材魁梧,脸盘方正,双眼炯炯有神,性格忠厚善良,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在学校里,他和同学创办刊物《摩托团》,尽力传播进步思想,鼓励青年学生不能只埋首书斋,而要放眼现实、关心时事。
正当袁复荣大声疾呼之际,济南上空的政治气氛日趋紧张。1931年。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了加强个人统治,开始大肆搜捕进步师生,袁复荣和《摩托团》也位列搜捕名单。
搜捕行动开始后,袁复荣因事先得到消息方才化险为夷。他趁夜返回故乡曹县,来到家乡的仲堤圈村高小教书育人。三个月后,他见形势有所缓和,又秘密赶赴滕州和泰安,继续从事革命行动。
这年初秋,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下,东北全境迅速沦陷,国内抗日浪潮高涨。
此时,袁复荣化名“袁钊”秘密返回济南,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组织学生罢课游行,呼吁国民政府出兵抗战。他还克服种种困难,组织起济南市大、中学生赴南京请愿团。
请愿团返回济南后,袁复荣又组织学生成立济南读书会。每次的读书会活动,都是一次抗日救亡的愤怒呐喊。在袁复荣推动下,读书会影响不断扩大,济南许多学校相继建起了分会。
身陷囹圄,九死一生
济南读书会日益壮大,引起了韩复榘等人的警惕。他们开始密谋布置抓捕,要把这些主张抗日的团体悉数扼杀。
为了吸取上次走漏风声的教训,此次抓捕行动特意选择夜间进行。1932年3月20日夜,韩复榘出动大批军警,大肆搜捕济南各学校,抓捕进步师生员工70余人。66岁的著名教育家范明枢和进步教师陈济源也不幸被捕。其中,袁复荣、袁春霆、袁兰荣等袁氏五人都被捕入狱。
由于被捕人数众多,且不少是教育界知名人士,引起社会舆论强烈反应。
当时的报纸介绍道:“济南连日大捕共党,前后破获三十余处机关,逮捕正犯及嫌疑犯六十人。”为了掩人耳目,当日行动在夜晚十时开始。反动军警在小王府鹊华桥、第一乡村师范、正谊中学、女子师范、女子中学,共抓捕学生教师四十余名。接下来两天,他们又逮捕三十多名学生。反动军警经过初步调查,认定“男性中之民众教育馆职员袁春霆,女性中之女师学生袁兰荣,关系较为重要。两袁为兄妹,并闻尚搜获大批重要文件”。70余名被捕的“嫌疑犯”,韩复榘拟加以甄别,再送军法会审委员会审问。
不知是韩复榘有意诬陷还是调查出现谬误,“首犯”袁春霆其实是国民党左派代表,并非共产党员。他在济南参与“第三党”(即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行动,意图团结支持抗战人士,反对不抵抗政策。但在风声鹤唳的当时,“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已遇害,稍微同情共产党的,往往都会被冠以共产党员的罪名。
抓捕行动引起了国内许多人的关注,一些进步人士开始组织营救行动。“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令成员冯峻五协调各方救援。冯峻五先给韩复榘发去电报,呼吁立即释放众人,但遭其推诿搪塞。冯峻五随即又致函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面斡旋,他在信中道:“故友袁春霆、袁复荣……三十余人……于去年三四月间,在山东被捕,迭遭酷刑拷讯,至今尚羁押于军法会审委员会。”
宋、蔡收函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立即召开会议,很快通过了冯峻五的信函请求:“山东旅平同乡冯峻五等函请营救……在济南被拘禁之袁春霆等三十余人。议决:函请山东省政府从实办理,斟酌开释。”
两天后,宋庆龄、蔡元培联名致电韩复榘,要求“务请即予释放,或交法院公开审判,以重人权,而张公道”。两人的信函给了韩复榘很大的压力,他一边释放大多数“无辜”的嫌疑犯,一边对“首犯”秘密审讯,尽快“生米煮成熟饭”,制造不可逆转的结果——判处死刑。
千钧一发之际,在山东赋闲隐居的冯玉祥,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复榘曾在冯玉祥队伍中任过团长、旅长、军长等职,是冯玉祥颇为器重的老部下。在国民党新军阀发动的中原大战中,韩复榘为利所诱脱离了冯玉祥。但此后他依旧对冯玉祥敬重有加。
袁复荣人微言轻,本与冯玉祥并无任何往来。但当时和袁复荣一起被捕的,还有著名教育家范明枢。他们一道在狱中戴铐受刑,惨遭折磨。袁复荣虽然年轻,但性情坚毅,心态豁达,给范氏很深的印象,成为患难与共的“忘年交”。有人对范明枢说:“范先生这么大年纪也来受这样的苦,我觉得非常痛心!”范明枢却答道:“你别这样说,我能同这些青年们一起过一过这种生活,这是我的光荣!”他的话使包括袁复荣在内的青年备受感动。
范氏被捕后,其家人多方组织营救,却始终无法叩开高墙铁门。最后在泰安县长周百锽引领下,家人火速驰往泰安普照寺拜谒冯玉祥。冯、范二人也不相识,但冯玉祥一听他是社会贤达、仁人志士,当即给韩复榘修书一封,称:“你治下的山东省,66岁的老人,当共产党治罪,那还了得,快快放出来。”
韩复榘接信后,先是伪称被拘人员名单中没有范明枢,企图继续敷衍塞责、掩人耳目。冯玉祥听后大为恼火,称自己已悉数知晓,要韩复榘莫再狡辩,立即放人。
韩复榘最终还是不敢违背老长官的意愿,不得不违心释放了范明枢。范明枢出狱后,心里记挂着狱中一起受苦的难友。他立即赶赴泰山,借着向冯玉祥致谢的机会,讲述袁复荣等其他狱友的受难情况。冯玉祥立即派人将七人名单送交韩复榘,并写下“爱国无罪,刀下留人”八字。韩复榘经再三权衡,最终将七人由死刑改为“暂缓执行”,后又改为五年有期徒刑,并提前一年“取保释放”。
袁复荣就这样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狱中生活虽然艰难,但他抓住一切机会坚持学习,思想境界并未有丝毫滑坡。
1936年3月,袁复荣顺利出狱。此时济南已经无法支持他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他再度回到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