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决策制度里，纠错机制又是重中之重
决策制度如此重要，那么决策制度里面又是什么最为重要呢？我以为，最重要的是纠错机制。
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了变化，形成了纠错机制。对于纠错机制而言，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信息渠道必须是通畅的，信息传导机制必须是健全的，决策者要能够及时掌握正确的信息，及时发现苗头性错误，才有可能及时改正错误。
这就要求尽可能缩短信息传递的链条，减少传递的环节，以防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漏损或失真。最可怕的是，信息传递链条过长，传递环节过多，层层报喜不报忧，层层信息打折扣，真实信息被有意无意地隐藏起来，使得决策者成为“聋子”和“瞎子”，使决策变成盲目决策。按照控制论的原理，当大船本身已经偏离航线时，如果反馈信号仍然显示“航行正常”，就会造成驾驶员的误判，最终导致大船撞上冰山。所以，根据“危机管理理论”，一旦发生危机，就说明现有信息渠道出了问题，信息被阻塞。只有掌握真实情况，才可能少犯错误，不犯错误。
四、实现“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的理性循环
中国改革开放还有一条基本经验(规律)就是：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时，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
其实，思想解放就是为了发现问题，纠正错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什么联产承包、经济特区、吸引外资——这些文革时期连想都不敢想、说都不敢说的事情，到了80年代就真的在做了，以至于80年代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甚至出现了两次经济过热。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在90年代初，当时围绕着“姓资姓社”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从而带动中国经济迅速升温，以至于1993年不得不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来抑制经济过热。
第三次思想解放是在90年代末，在外部亚洲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增长速度掉到了8%以下，在这种背景下，围绕着“加入WTO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于是，中国政府抓住机遇，果断推动入市谈判进程，大力推动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以及住房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从而带来了本世纪初头几年的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
如今，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23日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如果我们能够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真正开启新的一轮思想解放，就能够带来新的一轮改革开放，从而带来新的一轮经济增长。那么，中国经济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台阶，实现中高速、迈上中高端，早日实现国民经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魏加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