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律是这样炼成的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 王雁鹰
红军创建初期成分复杂，缺乏政治自觉性和严格纪律性。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途中，有的战士挖老百姓的红薯吃，把打土豪所得据为己有，不听指挥。在遂川县城打土豪时，有个班长因无所获，一把火将土豪宅院烧成废墟，引起极大民愤。
如何使工农红军不“蜕变成新式流寇”，从本质上区别于旧军队，从而找到正确出路？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
1928年4月3日，毛泽东正式颁布被誉为第一军规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开启了我军纪律建设的最初探索。此后，这一制度不断充实完善，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30年，红军制定了我军历史上首部规范军队纪律的法规——《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例草案》。纪律制度和条例在红军中贯彻执行，有效克服了旧军队遗留的军阀作风，纠正了纪律观念淡薄、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使红军队伍不断壮大，战斗力不断增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我们党多次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先后3次修订和颁发《纪律条例》或《纪律条令》，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和俘虏政策。新四军在攻打苏北运河西岸洋河镇时对敌火攻，战斗前后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向群众征集的火攻器材也都照价给钱。被俘伪军感叹：“新四军不仅以力服人，且能于作战混乱之际，表现其严明之纪律，如此服人以德，谁不钦佩。”
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全军有了统一的纪律和行为规范，为胜利解放全国提供了纪律保证。
渡江战役发起前，第三野战军制定颁发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各项纪律规定细致入微，党中央收到“守则”草案后，毛泽东连声称赞“很好，很好，很好，很好！”解放上海后，在蒙蒙细雨中，野战军官兵和衣睡在潮湿的马路边上也不踏进民房一步，连敌人也不得不为之敬畏。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颁布包括《纪律条例（草案)》在内的三大共同条令，开启以“五统四性”为主要内容的正规化建设征程，军队执行纪律更加自觉和严格。针对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军队纪律曾一度松弛的情况，邓小平严肃指出“整顿军队必须严格整顿纪律”。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中央军委不断赋予军队纪律建设更多内容、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改革强军号角吹响后，习主席要求全军“增强组织意识、号令意识、纪律意识”，锻造“四铁”军委机关、“四铁”过硬部队，为新时代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