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
我国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发展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让史学界确认了夏代的存在。文献记载上的夏代被考古学研究证实，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1985年夏鼐出版《中国文明的起源》，标志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正式进入了历史学者的视野。
在突破了中华文明西来说、夷夏东西说以后，中原中心论曾经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那么，我们的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黄河流域以外多个地区包括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考古发掘的丰富材料使史学界认识到，我们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是多元的，可谓繁星满天。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多元”逐渐走向“一体”，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二里头二期遗址表明“一体”的形成。夏代晚期城址的发现是一个重要标志，说明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工具国家出现了，文明已经走到历史的大门口。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文献相互参证，使我们对夏商时期的认识比以前深刻多了，它们再也不是传说时代，而是确确实实的历史存在。
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对于各个朝代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组织的清史纂修工程，极大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历史的研究。清史纂修工程由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汇集一大批清史学者，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修史传统，对清史开展全面研究。经过10余年时间，清史纂修主体工程大约100卷3000多万字的文稿撰写已经结束，不久就应该可以与公众见面了。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变化是学科对象的变化。我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作过长时间的学术讨论。20年前，我国史学界大多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认为这样分期并不科学。因为，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1840年至1949年中国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一个社会形态分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是不妥当的。应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的近代史，即以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199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胡绳先生明确提出：“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现在，这一认识已经成为我国史学界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明确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学科概念，无疑是一种学术进步。在这个学科概念下，中国近代史包括了晚清历史和全部民国历史。学者可以从长达100多年的长时段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便于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及其发展规律。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历史研究中，有关近代中国的发展规律引起学者的关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经历了屈辱的历史。这就是历史的“沉沦”。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社会开始走出谷底、走出深渊，迈出了上升的步伐。这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标志不是屈辱，而是奋斗，是艰苦卓绝的奋斗，在奋斗中诞生了新中国。1949年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习近平同志就抗战史研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这为抗战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也给中国近代史学者极大鼓舞。为此，国家安排了抗战研究专项工程，支持抗战史研究。作为成果之一，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已经上线，引起学者们普遍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