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期间，敌我双方都在大规模的行军途中，无线电通讯成为双方传递军情的主要联系方式。蒋介石或许没想到，自己部队电台发出的电文其实大多数都被红军截获破译，在长征途中，曾希圣带领军委二局(负责情报侦察工作)人员全天候监听敌军的电波信号，破译了国民党800多种不同电文密码版本，被红军领导人称是认识“天书”的人。日前，曾希圣的女儿曾小红、《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的研究成员陆德生，向记者讲述了曾希圣不为人知的情报工作历程。
白手起家，通宵达旦硬啃“天书”
曾希圣于1904年出生于湖南兴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先参加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学习，1930年担任上海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负责情报工作，曾获取了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计划等重要情报。
曾小红向记者介绍道：“1932年红军在攻打赣州时失利，当时侦察的情报了解到赣州这一块的国民党军人员比较少，大概是三千多人，是可以打的。但没想到赣州北面国民党蒋介石嫡系5个师的精锐部队突然调动，迅速南下包抄了攻城的红军，红军在那次作战中伤亡很大。”
此战过后，我军意识到，战场上军情瞬息万变，若能截获敌军的无线密电就能随时了解对方的动态，但国民党的电报内容都经过加密处理，报务员抄收的敌军电文虽然堆集了一大捆，也只能一筹莫展。一次，曾希圣认识的一位邮电局报务员告诉他：“其实无线电的密码也有规律可循，是可以破译的。”曾希圣听后眼前一亮，他向上级请示成立了电文破译小组。
破译小组成立后，曾希圣和曹祥仁、邹毕兆等几位人员开始了针对国民党电台的破译工作。他让收发员把来自不同方向的电波分别一一编号归类，最后搜集了整整两大箱加密过的电文，曾希圣他们几人就钻进房里没日没夜地研究起来。加密过的电文并无明显规律可循，一开始什么也看不懂，破译工作进展十分缓慢。
1932年8月，红军击败国民党在江西宜黄县的部队，曾希圣带人在敌师部的电台机房中搜查到一批遗留下来的加密电文，通过它大大提高了破译的效率。
曾小红回忆说：“父亲和曹祥仁等人带回这批电文后仔细研究，最终找到一份已经翻译出了三十多个字的电文，他们把这30多个字作为线索，通过它们之间的规律、连贯的字词猜测大概意思，多次反复推敲后，最后硬是将这封‘天书’般的加密电文猜译出来，由此打开了破译国民党密电的一个缺口。”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钻研，曾希圣同几位同志将国民党军的“展密”(一种密码代号)密码本贯通，敌军的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到红军指挥部，随着破译小组的作用日益凸显，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军委二局，由曾希圣担任局长，曾希圣和另两个同志组成破译小组，专门负责破译敌人的电台密码。
到1933年7月，二局已成功破译敌军密码100多本，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在红军建军6周年的纪念日上，曾希圣被授予二等红星勋章。
长征赶路，常常从马上摔下来
电报内容屡次被破令蒋介石提高了警惕，国民党电台的密码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变换，军委二局的破译人员需要不断地破解新密码。曾希圣把二局的工作职能进一步细化，他带领一部分人专门搞破译工作，另一部分人专门负责接收敌军来自四面八方的电文，并让局里的每一台电台负责敌军对应的一个师或两个师，提高了破译敌方密码的效率。
“由于经常通宵达旦地破译电文，父亲和二局的同志在行军中常常因过度疲劳被绊倒，或从马上摔下来，但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破译了大量有价值的密电。”曾小红说道。
1933年红军在登仙桥附近一举迁灭了国民党两个师的“围剿”部队，令国民党军队士气大受打击，国民党名将李默庵闻后心情低落，就用自己师部的电台秘密给在上海的夫人发了一首诗：“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这封电报被当时的二局截获，准确无误地破译出来，周恩来看后记住了这首诗。
1936年周恩来到西安处理西安事变时，见到了他的黄埔学生李默庵，周恩来想起他写的那首诗不错，随口就念了出来。李默庵听后大吃一惊：“那是我密电给夫人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为了不间断获悉国民党部队的动向，曾希圣把人员分成两支队伍，一支随着大部队先走，另一支留在原地架起信号设备，搜集电报信号。到了约定的时间后，行在前方的队伍停下来架设电台开始搜集电报，此时后一批人才停止工作赶上来，长征路上这两支队伍就这样一边随大队行进，一边负责破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