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火的信念
人类的文明，由物质与精神两个部分组成。人类的生存不能没有物质，也不能没有精神。后者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在中国工农红军漫长的征途上，物质的缺乏近乎极限。想一想，在水草连天的草地上，米袋子已经是空空的了，连能吃的野菜也采光了。有人回忆曾见到前头的部队围了一圈又一圈的红军战士躺倒在地，手里端着饭碗，碗里还有野菜，分析说这是集体食物中毒。那一年重走长征路，我走到湖南新晃县时，访问了一个叫江文生的老红军，他跟我讲，长征中最难的是过草地呀，没有吃的，人没劲，很难往前走。这时身边有一匹战马踩到了泥潭里，就要沉下去了，没救了，有人上去用刀子割马屁股上的肉，想把这马肉割下来，烤一烤吃了，好有力量走出草地，因为这匹马已经无可援救；有的人不让割，说这是无言战友啊……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最真实的故事，我把它写成诗，标题叫《沉马》，发表后，受到刘白羽、魏巍等许多前辈的称赞和鼓励。红军长征的艰难成了一部神话，这神话中，最鲜明的就是他们有着钢铁般坚定的明确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北上抗日救中国”。
红军总司令朱德曾经在延安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说：“红军作战没有什么秘诀，只是政治认识透到每个战士，和群众基础工作得到许多便利！”
长征中，红军官兵充满了为真理而献身的热忱。革命政党提出的政治使命，变成了成千上万人个人追寻的人生理想；革命政党提出的奋斗口号，变成了成千上万人自觉的行动。
“北上抗日”，这个口号在长征途中是特别响亮的，是特别深入人心的。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时，我们党就提出了明确的抗日主张，针对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我们党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1933年5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中，首次提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此后，我们党和红军多次重复、强调这一主张。
1934年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之前，红军曾派遣3支部队先行突围远征。这3支部队是红七军团（后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合编为红十军团）、红六军团和红二十五军。这3支队伍都鲜明地高举着“北上抗日”的旗帜。
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休整期间，毛泽东重又响亮地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给长征——当时叫“西征”这一军事行动，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这个口号像闪耀强烈光芒的灯塔，一下子照亮了千帆竞发的红军的航程，广大指战员的眼睛亮了，心胸宽了，目标明确了，热血沸腾了！
抗日！救国！
这是引人共鸣的口号；
这是凝聚人心的口号。
红军向群众、向白军宣传这个口号，也把它当成自己全力奋斗的事业。
红军长征先遣部队的将领方志敏率领先头部队冲破了敌人的包围，但他想到主力部队还没有出来，便又重新突入敌人的包围圈去寻找自己的主力部队。敌人兵力是红军的7倍，并且层层严密地包围了红军队伍。方志敏率领部下沐雨浴雪，已是弹尽粮绝，仍与敌人拼刺刀，寡不敌众，方志敏被敌人逮捕了。
在敌人的“法庭”上，在敌人的监牢里，在多个有群众的集会场合，方志敏都高声宣传抗日主张，怒斥敌人卖国求荣，拒绝了敌人的威逼利诱，最后于1935年8月6日——中央红军走到了毛儿盖、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结束那天，在南昌英勇就义了。就义时英雄方志敏仅36岁英年啊！他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从没有屈服过，他还利用敌人给他写“悔过书”“自白书”的纸笔，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10多万字的作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革命战士高尚的情操、不动摇的理想和坚贞的信念。
长征中，红三军团“娃娃营”中有一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小战士，他叫张金龙。部队突破腊子口之后继续北上的路途中，不时遇到敌人的袭扰。小金龙一条大腿被敌人的冷枪打中，他不省人事地滚下了山坡。待他苏醒时，天还没亮。大部队早已走得无影无踪，寒风吹得树叶哗哗响，毕竟他人太小了，禁不住害怕，竟哭了起来。哭了一阵，他想：我是红军战士啊，我要坚强啊，我要找我的部队去！腿伤了，他站不起来，就爬，没想到他一爬动，伤口的血就流得更多了，很快他就因失血过多而昏迷过去。
等小金龙再醒来，已躺在老乡家里了。一个60多岁的老爷爷正用尖利的小刀给他取嵌在肉里的子弹，旁边有个慈祥的老奶奶在爱惜地望着他。原来这是一对老猎人，打猎时发现了小金龙，把他抱回家来。两个老人没孩子，对他无比的亲切。猎人家里又有治枪伤的药，加上精心照料，只个把月，小金龙就快痊愈了。这时，“马家军”到这条山沟里搜查“共匪”来了。“马家军”的代表人物为马步青、马步芳、马鸿宾、马鸿逵，人称“西北四马”。其中,尤以大军阀马步芳最为人熟知，他嗜血好杀，对红军残酷围追，对人民欠下深深的血债。
一天早上，“马家军”一个军官闯进了这个老猎人的家门，从炕上把小金龙拉起来。老婆婆赶忙拦挡说：“这是我的孩子啊！”那匪军官从小金龙的怀里查出一顶红军的军帽，顺手给老婆婆两个耳光。
小金龙知道这一切已掩藏不住，他年纪虽小，但此刻却表现得异常镇静，反倒质问起那军官：“我是红军，这究竟有什么罪？”
“红军有罪，红军是土匪！”匪军官胡搅蛮缠。
“你们才是土匪！我们红军是北上抗日的队伍！”
“抗日也有罪！你们反对蒋委员长！”匪军官继续胡搅蛮缠。
“我问你，你是不是一个中国人？日本人打到我们土地上来了，抢我们的东西，杀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受苦受难，你不管，不去尽一份力量，却来杀红军，你还是一个人吗？”小金龙把当红军以后首长给他讲的抗日的道理都用上了。匪军官知道说不过他，就下令“把这个小‘共匪’给我毙了”，几个匪兵就把小金龙拉出去了。
那匪军官以“胜利者”的口吻对小金龙说：“你还有什么话要留下吗？如果有需要我们办的，比如通知你家里，我们也可以替你办到。”显得多么“宽容”、多么“大度”啊！
“我有一个要求！”小金龙凛然说道。
“你说吧。”匪军官以为小红军要说软和话了。
小金龙说：“你为什么要枪毙我呀？为什么不用刀砍我的头啊？这样可以节省一粒子弹去打日本人呀！”
“节省一粒子弹去打日本人”——那个匪军官听小金龙说出这样的“要求”，一时语塞。这个平时耀武扬威、也许是杀人不眨眼的“马家军”军官顿时热泪盈眶了，他哭泣起来了；他手下十几个兵也都被这个宁死不屈、自己死了还惦记着抗日的小红军感动了。
那匪军官再没有说话，他把小金龙又送回老猎人家里，还扔下一些银元。
小金龙在老猎人的帮助下到了陕北。
两个故事同样令人深省。一个红军将领方志敏，一个红军小鬼张金龙，他们都是肉体凡胎，可是他们的意志却那么刚强，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肯低头，他们坚信自己选定的人生目标，觉得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是无比光荣而幸福的。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采访了经历过长征的许多红军将士之后，很有感触地说：“共产党有理由认为，并且相信，他们正在走向抗日前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这有助于他们把一个可能会是士气低落的撤退，转变成一次精神振奋的胜利征程。后来的历史表明，他们强调这点是对的，这无疑也是他们大迁徙的第二大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他们要去的那个地区，对中国、日本和苏联的直接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它决定了这次英勇远征的胜利结局。”
长征，确确实实是人类一曲信念的凯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