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大村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根据地，赞同贺龙向渝东南的酉、秀、黔、彭地区发展，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主张，并制定了首先占领黔江的军事部署。12月22日，红三军在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从湖北咸丰向黔江进发，次日攻占黔江县城。红三军入城后，一面派出小分队继续扫荡逃散之敌，一面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及红军的性质任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粉碎了敌人的谣言，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红三军的严明纪律深得黔江广大群众的爱戴，他们也尽力支持红军，如主动为红军部队带路、协同红军捕捉敌兵、帮助红军抬伤病员、冒着炮火给红军送饭等等。
红军攻克黔江的胜利，极大地震慑了川东之敌。刘湘慌忙派其第五师向黔江反扑。12月29日，红三军放弃黔江县城，向湖北咸丰转移。
1934年1月3日，红三军攻下利川县城后，又兵分两路进入重庆境内。一路到万县柏杨游击，牵制拟调防石柱的川军李宗煌部，贺龙则率领红九师于1月8日从利川进入石柱。1月10日，红三军抵达石柱县城附近的沙谷乡猫圈坡，一面进行部队休整，一面组织发动群众，宣传红军土地政策，提出“穷人不还富人债，佃户不交地课（租）”等口号，深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当年冬旱非常严重，接连40多天未下雨，石柱井水干涸，群众饮水遇到很大困难。贺龙得知情况后，派卫生员向群众宣传卫生饮水知识，并亲自带人寻找水源，很快挖出了一口水质清洁的井，解决了当地群众和红军的饮水困难。红军离开后，这口井长年不干，取水不尽，群众称之为“仙井”、“龙井”、“红军井”。
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的活动，使刘湘等四川军阀和当地土豪劣绅大为恐慌。1934年初，蒋介石由江西南昌行营电令刘湘主持“会剿”。3月，为粉碎敌军的“围剿”，贺龙与关向应主张红三军回师酉、秀、黔、彭，使鄂川边成为游击中心区域。4月初，红三军直属单位和红九师从湖北来凤县进入酉阳县，并经黔江往咸丰与红七师会合，随后向酉阳、黔江方向开进。5月8日红三军攻占彭水县城后，进至酉阳南腰界一线。贺龙、夏曦、关向应认为南腰界地处川黔边界，与秀山、松桃、沿河、德江、印江毗邻，战略地位比较重要，且境内层峦叠嶂，幅员宽广，人口较多，粮食富足，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有利于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此，红三军以南腰界为大本营，积极进行开拓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1934年10月初，贺龙从敌人报纸上获悉，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已于8月离开中央苏区西征。他分析其可能是来和红三军会合的，随即率主力南下迎接，于10月15日在沿河县境内与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先遣队相遇。贺龙得知任弼时、萧克、王震还处在危难之中的消息后，立即与关向应、夏曦、李达商讨接应办法，决定夏曦带领黔东独立师在根据地留守，贺龙率部队朝梵净山方向南下接应。很快，贺龙部队于24日在印江县境内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会师，并在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师大会。会后，红三军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两军团统一行动，由二军团代行指挥职能。后经中革军委批准，成立了两军团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10月28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红六军团从黔东出发，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吸引和牵制了蒋介石围堵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兵力，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出色地完成了中革军委交予的任务。
1935年2月至8月，贺龙、任弼时指挥红二、红六军团反“围剿”，在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连获大捷，歼灭了整师整旅的敌人，粉碎了1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开辟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9月，不甘心的敌人又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领导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他们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追堵截，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终于1936年7月1日胜利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7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贺龙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7月11日，贺龙率红二方面军由甘孜北上，于10月22日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历时1年的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