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一次看到罗明全老人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冒出一个想法：他是军人？当时他听到有人来，从二楼的阳台上出来招呼我们，随即他马上下楼开门。是的，就是这距离不算近的匆匆一眼，就让我感觉他是一个老兵。我不知道是我素有的军旅情结让我如此敏感，还是革命军人的印记早已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其实当时我很诧异，这个位于古路镇同德村的背山而建的老房子，从外面看来并不很高甚至都不那么坚固，居然还有两层。而事实上，当我们进去屋里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房子比我想象的更加破旧，甚至是破败。一张很大的圆木桌几乎占据了一进门的堂屋，而这也是这个家里唯一像样的家具，旁边一间很小的屋子里堆放着杂物。
来之前我知道他是一名老党员，因为我们是跟随当地“送学”（即把“两学一做”的学习资料送到行动不便的老党员家中）的两位党员一起前来拍摄、采访。然而当他站起来很虔诚地接过学习资料并且当时就认真研读起来的时候，我还是被感动了。
在两位党员向他讲解文件精神的时候，我悄悄的沿着没有栏杆的水泥台阶上了“二楼”。除了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子外，另外一间较大的房间就是卧室，四周花花绿绿的宣传画勉强遮住了土墙的斑驳，两张床都是学生宿舍的高低床，地上放着的一个小型洗衣机和还在播放着节目的电视机就是这个家里所有的家电。
拍摄完成后已到中午时分，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罗明全老人却一定让我们留下来吃午饭，品尝当地的“苞谷”。他赶紧招呼老伴儿做饭的同时，把我们拍摄的机器“藏”到了柜子里并关上了大门……那样朴实的热情与真诚，让原本推辞的我们在那一刻毅然决定留下来吃饭。我爸曾笑称我太过年轻，一件小事就容易打动，一点小情绪也容易放大，然而此刻这份最真实的感动却是真真切切流露过心田。
一大锅“苞谷饭”，一碗自家种的小菜，就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午饭。平日里我一口都不会吃的东西，今天我们大家却心照不宣地都吃完了。也许是家里很久都没来过这么多人的缘故，罗明全老人和老伴儿都略显拘束，话也不多。当我指着他身后墙上的一张印有“23岁留影”的军装照问他：“这是您年轻时候吗？”他一下子就笑了。也许是每一个当过兵的人讲起自己曾经的军旅生活时都会神采奕奕、滔滔不绝吧……
这位77岁的老党员在1958年——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参军入伍到某雷达部队，在浙江余山的海岛上守岛六年，在此期间表现优秀加入党组织。“当时入党可没那么容易，我本来六零年就够条件了，经过多次考验在六二年才入党。”我笑问他，“那党都怎么考验您了啊？”他正色道：“我本来是当班长，结果先让我去喂猪，后来又把我调到炊事班，直到入党后才又让我当班长，这个过程中可不能有一点消极情绪啊。”直到今天，这位老共产党员在交党费的时候都要用最新的钱，“有一点褶儿都要换掉”，这个习惯从入党的那天起已坚持了几十年。
这个和其他老人一样和蔼、慈祥、爱讲故事的老人1964年做到上士班长复员回家，“公社书记亲自来找我组建成立农机站任站长”。而对于那十几年里经历的种种他一笑而过，但我想那可能是他这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了吧。他似乎也并不觉得现在的生活清苦甚至贫寒，怡然自得也无怨无悔。
我知道面前的这位老人一定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他应该有着遍历沧桑的人生，他这双四周布满皱纹的眼睛见过旧社会的黑暗、见过新中国的红旗，他这双饱经风霜的手曾在党旗下宣誓、曾在军旗下敬礼……只是时间关系，采访不得不结束。在回来的路上，我突然想起《南方周末》某一年的新年献辞：走在中国的大地上。于是在采访本上写下：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作者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