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以上所举的种种因素考虑在内，我们可以很肯定地估计：在日军占领时期，我南京无辜同胞被杀害的人数必定是在30万至40万之间，即35万左右。这个估计决非主观臆测，而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虽然谁也没有过也不可能有绝对精确的计算。同时，可以说，我们的这个估计同远东国际法庭的估计是丝毫没有矛盾或抵触的。
对这约35万冤魂，日本天皇、日本内阁、日本大本营都负有严重的责任。因为假使不是他们有意地默许和放任的话，在事件持续这样长久的一个时期里，它是可以随时被制止的。从根本上讲，假使不是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话，这类的大屠杀或任何战争暴行都不能发生。因此，法庭认定：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与根源。这个认定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负最高的直接责任者还是松井石根，他是当时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又是攻占南京的最高统帅。只要他不故意纵容部下，南京大屠杀事件便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其规模亦必小得多得多，时间亦必短得多得多。因此，正如远东国际法庭所认定的，松井石根应该是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和祸首。
对这样一个灭绝人性、不负责任的敌酋，远东国际法庭判处其绞刑是完全符合正义要求的举动。当然，我们决不能因为松井一人被判处了绞刑而忘却这桩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浩劫。相反地，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应该牢牢地记住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并从其中吸取教训。
注：
①列名日本“甲级战犯”者共有约70名，均经逮捕羁押，准备交远东国际法庭审判。当时盟军总部的国际检察处(远东国际法庭的起诉机关)以案情过分庞大复杂，而一案审讯的被告亦不宜太多(那时欧洲纽伦堡国际法庭审讯的纳粹德国首要战犯仅22名)，于是遂决定分为两批或三批向法庭起诉，由法庭作为两案或三案审理。第一案的28名被告都是20年来在日本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负首要责任的元凶巨魁。至于其余的那些金融实业界巨头、大财阀、大军火商(如岸信介、欠原房之助，鲇川义介等)，以及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地位虽稍低但恶名昭著的那些战犯(如西尾寿造、安藤纪三郎、儿玉誉大夫、青本一男、谷正之、天羽英二等)，则拟留在将来第二案或第三案中起诉受审。但是，由于第一案的审理进程旷日持久，于是麦克阿瑟便以盟军最高统帅的身分指示国际检察处(一个完全由美国人操纵的机关)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而把这余下的约40名甲级战犯全部分为两批擅自释放了。第一批释放是在1947年秋天，共23名(臭名远扬的上一届日本首相岸信介，以及曾经两度来华访问过的久原房子助，都是这一批释放的)。第二批释放是在1948年年底，共19名(参加日本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访问过中国的须磨弥吉郎是这一批释放的)。因此，到了远东法庭对第一案25名被告战犯的判决执行之后，日本所有的“甲级战犯”已经全部被麦克阿瑟释放得一干二净，再也没有人提起第二案、第三案的问题了。远东国际法庭既已无事可做，只无形中归于消灭。那时各法官亦都归心似箭，纷纷离日返国(在11位中同人中，我系唯一的例外；由于前面说过的某种政治原因，我一直在日本逗留到1949年6月上旬)。奇怪的是：在远东委员会的决议或盟军总部的文告中，始终找不到任何明文规定法庭解散的日期或其结束的程序。
②松井石根在两年多的受审过程中一直装出一副懊丧、忏悔、可怜相。在最后一庭，宣布对他判处绞死刑时，他吓得面无人色，魂不附体，两足瘫软，不能自支，后由两名壮健宪兵用力挟持、始得迤步走出法庭。他的绞刑是和其他六名绞刑犯于1948年12月22日黎明执行的。在走上绞架的时候，他们都高呼了三声“天皇万岁！”“大本营万岁！”这些元凶巨魁们的死硬顽固，有如此者！他们的尸体在火焚成灰以后，是用军舰在海上撒布的，任其随风飘去，使无踪迹可寻。据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待处死的国际战犯的一般办法，对纽伦堡国际法庭处死的德国战犯的先例也是如此，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复仇主义者之流抓到一点遗骸或骨灰之类的东西便大事铺张，给战犯们隆重安葬，立墓立碑，把他们扮成“殉国烈士”或“民族英雄”的模样。××××年，在当年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后任日本国会众议院议长清漱一郎的主持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花1500万日元在名古屋市为这7名被远东国际法庭处死的大战犯树立了一块庞大的纪念碑，以表扬他们的“功绩”。
③参阅提姆伯莱(Timperry)著，《日军在华暴行纪实》(英文原著，无中文译文)。
④奸后必杀几乎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在国际检察处向远东法庭提出的无数证件里，其中有一件是日本军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要他们禁止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中国的暴行。命令说：“兵士们把他们对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残酷行为谈出来是不对的。”其中引用了一般常谈的故事如下：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过士兵们这样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或者系事后将她们杀掉。”在贪吝成性、嗜财如命的日军，所谓“给以金钱”只是空话，“将她们杀掉”，才是指示的真意所在。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队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在战斗期间最喜欢的事情是抢劫，甚至有人见了长官也装作没有看见似的，所以竟尽情抢劫。”“在某某地方抓到了一家四口，把女儿当娼妓似地玩弄。因为父母要讨回女儿，所以把他们杀掉了。留下来的女儿一直在不断地被蹂躏着，到出发时又把她给杀了。”“在大约半年的战斗中，所能想象得起来的就是强奸和抢劫一类的事情。”“在战地中我军的抢劫是超出想象之外的。……”这是日本军部对日军暴行的“不打自招”。虽然命令是禁止归国士兵谈论这些事情，但是它并不否认这些事情的客观存在。对于这样一个列为“最机密”的内部文件，远东国际法庭非常重视，给了它很高的作证评价。
⑤据出席远东法庭作证的国际安全区负责工作的西方人士说，他们除了对日军进行规劝、排解和讨价还价之外，便是通过新闻记者向世界舆论宣传日军的暴行；同时，将这种种暴行作成“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向日军当局每天提出两次抗议。但是日军当局从未理睬，亦不置复，依然任其部下肆虐如故。讯问看到这些“备忘录”没有？松井答称：看到过。讯问他采取过什么行动？松井答称：我出过一张整饬军纪的布告，贴在某寺庙门口。问：你认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到处杀人如麻，每天成千成万的中国男女被屠杀、被强奸，你的这样一张布告有什么效力吗？
松井哑然，无言以对。继又供称：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问：多少名宪兵？松井答：记不清，大约几十名。问：你认为在好几万日军到处疯狂似地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下，这样少数宪兵能起制止作用吗？松井于沉思后低声答称：我想能够。
于此，法庭遂传讯另一证人，这个证人根据亲历目睹的事实，证明全城总共只有宪兵17名，而这17名所谓“宪兵”非但不制止任何暴行，而且他们自己也参加了暴行，特别是抢劫财物或者从强盗士兵们手中来一次“再抢劫”。在这个证人面前，松井弄得窘态毕露，无地自容；而在法官们心里以及旁听群众的脑中，却弄清楚了最高统帅松井大将在南京所采取的“整饬军纪”的措施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⑥本文主要是谈谈日军对我南京同胞形形色色、无奇不有的屠杀和强奸。
这是直接对我国人民生命的损害。至于由于日军放火、抢劫而造成对我国财产的损害，本文不拟多所涉及。但这绝不意味着日军放火、抢劫之类的暴行似不如杀人、强奸暴行之严重、普遍。在这里，我只想引用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上带有总结性的一段这样的话：“日本兵向老百姓抢劫他们所想要的任何东西。据目睹者说：日本兵在街上唤住手无寸铁的平民，搜查他们的身体，如果搜不出任何值钱的东西，就将其枪杀。无数的住宅和商店被侵入和被抢劫。被抢劫的物资用卡车运走。
在日本兵抢劫了店铺和仓库之后，经常是放一把火把它烧掉。最重要的商店栉比的太平路被火烧掉了，并且市内的商业区一块一块地、一个接着一个地被烧掉了。
日本兵竟毫无一点理由地就把平民的住宅烧掉。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预定的计划似地继续了六个星期之久，因此，全城约三分之一都被毁了。”法庭的这一段概括性的描述完全是根据无数确凿可靠的证据而作出的，绝对没有任何夸大之可能。记得有一个证人还这样说过：就是在松井大将旌旗招展、前呼后拥、骑着大马耀武扬威地举行“入城式”和“慰灵祭”的那天，南京城内不但尸陈遍地，臭气薰天，而且还有14个火头正在熊熊地燃烧着。但是这个日军统帅视若无睹、无动于衷，没有采取过任何有效的行动加以制止，致令这种情况持续达六个星期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