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士致妻子函(1938年1月24日)
平仓巷3号
南京
1938年1月24日
亲爱的妮娜：
当我坐下写信时，所有的记忆涌进脑海。过去三个月的确是多事之秋。11月底和12月初看到安全区的筹划及其行政机构的建立，随即到来的南京战役的紧张时光，我们劳而无功地谋求停战。最后是自12月13日以来，我们长期持续与日本人斗争，以求建立并维持秩序。接着，特别是在元旦以后，必须经常处理的很大问题是，要解决难民的住宿与食物供应。如有可能，我将在信中按先后顺序叙说这些事情，以便能更好地了解。
关于安全区，我们自然是从饶神父(Father Jacquinot)在上海设区的成功经验中汲取灵感。称之为饶神父区，正是由于他的名字辉煌地与它联结在一起。我们在本地的第一项工作，是与中国官员及外国朋友弄清楚这样一个地区的构想，然后与中国官员讨论，以确保他们对我们的支持，最后是取得日本人的认可。我们必须划定一个合适的地区，可以谋求中国方面同意从这里撤出他们的军队和军事设施，然后从日本方面获得允诺，对这个地区以尊重。这些事都很难办。事实上后两件事从未完全实现，但我们从双方得到充分许诺，急急巴安全付诸运作。中国当局答应从这个地区撤出军队，但直到(全面)溃败以前从未彻底执行。另一方面，日本当局最初对我们的建议不予答复，随后只是由于我们反复敦促，才终于给予一种暧昧的认可，说他们不能担保一地区不受轰炸或炮击，但可以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军队，他们就无意于进攻此地。
我们一直未能向双方正式宣告安全区的运作，因为当中国军队已经撤退至足以使我们如实宣告时，外国炮舰已经从江面全部撤出，我们无法发出任何信息，而其他通讯渠道久已完全中断。我们所能做的，在所有通讯线路中断以前宣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深信(交战)双方注意到已作出的承诺，按计划努力推动安全区的运作，欢迎市民进入，并尽量为他们提供食物、燃料和住房。换句话说，我们南京安全区是靠的勇气建立的，或是如你所说爱说的，靠信仰;或是靠某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无畏精神。很多次，我们成功的机会似乎很小，但是常常发生某种事情，或被动发生某种事情，给我们一个新的开端。安全区开办至今已有十周，它正走向壮大。当然，我们早就思索并期待安全区的创立与运作，但正如我在22日写给你的信上所说，安全区在沦陷后显得比以前更有作用。它在交战时期曾经提供某种庇护，因为它表明为难民的庇护所特别是对于城内南部和东南部分以及郊区的老百姓，激战曾在那里进行。但沦陷以后安全区的主要功效还是为市民提供保护。我希望你能想象12月初市民涌进安全区的状况，我也希望你能想象上海路与宁海路现在的状况。这两条街是现今南京的主要商业街道。原来的主干道是太平路、中华路和老府东街，但现在这些街道已被烧毁了;原来使用较少的上海路至五台山和美国使馆及新住宅的那段宁海路，现在成了主干道。上海路已是如此拥挤不堪，恐怕一辆车也开不进去。这个变化是近几周发生的，原因很简单，安全区的老百姓就在这里，也是由于现在建立了某些秩序，所以这里不再有如通常出现的劫掠，居民现在比以前增强了信心，开始上街。他们在路边开设许多临时店铺，这里生意兴隆——当然规模都很小，而且都在安全区里面。安全区外完全没有商业。
如果起初没有中国官员、外交使团成员、外国新闻记者和外国商人提供的大力帮助，我们就无从开办安全区。他们都关心这个策划并给以力所能及的各种援助。我们的麻烦只是与军方打交道，华军与日军。来自中国军方的困难在于他们撤出安全区的拖拉。日本军方给我们带来的难处，在于他们未曾作出任何回答，甚至以后得到的也不过是对于安全区间接的认知，不过这对的目标已经足够了。委员会坚决执行决议，建立安全区，并且取得成功，虽然它的任务繁重。甚至到最后时刻，中国军方还试图让我们更改西南界，宣称他们还没有清晰了解市政官员所已同意的内容，虽然我们先前已经确知道全部内容都与他们核定过。如果说这几个月我在南京曾感觉到危险，那是在一个下午，贝德士、拉贝、施佩林和我会同军方最后再次勘察那条界线，决定这条线应该按照原意划出。正当我们走上五台山和神学院背后的小山时，两架日本飞机在头顶出现，靠近我们的高射炮开始轰鸣。我们夹杂在士兵之中，所以我们成为所谓理所当然的靶子。我们卧在地上，看着飞机越过，同时高炮猛击。我是第一次看见若干较小炮弹，或是曳光弹迅速追随日机的银光。幸好那天日机追逐其他猎物，我们得已逃脱。但如拉贝事后所说，“那天我预期挨炸”。我没有明确预期挨炸，但飞机与大炮太靠近总不会让人舒服。贝德士与施佩林第二天回去树立安全区的旗帜——圆圈内有个红十字——终于表明界线以后他说他们的经历之恶劣更甚于前一天与我在一起。
所有这些只是安全区故事的一部分，而我必须谈别的事情。或许这里是合乎逻辑之处，略为告诉你有关我们如何谋求停战以允许中国军队从城内撤退，以便日军无须继续作战便可进城。多方面的原因已经充分表明，中国人无法守住这座城市，虽然还不能断言他们无法让日军多少此付出代价。所以休战的建议是合适的。这个计划与唐将军全盘讨论过，他是城防司令官，它的一个秘书作为中介人，并且得到他的诚恳赞同。当然，未经蒋委员长的同意他不能正式接受这个计划，后者那时已离开南京。因此需要向汉口发电报，同时也要致电东京。电文拟定了，德士和我携带电报稿前往“帕奈”号，当时它停泊在稍许离开下关的上游。我们与唐将军的秘书同行，凭借特别通行证出城。下关早已付诸一炬，是中国军队放火烧的，其用以是留任何可供日军供城利用的掩蔽物。汽车不可思议地在两边大火熊熊的街道上行驶。当我们驶回城门时，(看见)阿奇·曾的房屋严重焚毁。我永远难忘这次夜间行驶的悲伤。破坏似乎徒劳无益且愚不可及。
唐将军已明确告诉我们，他深信蒋委员长将接受停战的建议，所以当第二天接到来自汉口的电报说明他不同意时，我们大为惊讶。自然这就需要进一步沟通，唐的司令部要我们与汉口再次通信。因此贝德士和我于次日夜晚再次前往“帕奈”号。这是12月10日晚上，时间比我们上次履行更晚。驶过沉寂而荒凉的街道，使人毛骨悚然，有随时可能大祸临头的感觉。还会感到随时可能遇到从某个暗处步枪或机枪的射击。当我们到达舰上，帕克司顿告诉我们，就在我们之前，岸上有射击，这更难以使我们的感觉有所。但我们得以发出电报，并在子夜安然返回。这是另一次无人愿意再遇的经验。第二天“帕奈”号开始上行前往它新的停泊处，也是它的终点。所有通讯因此中断，我们无法进一步促成停战。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必须等到下周的信来叙述其余部分。
米尔士
来源：《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