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政权，队伍“扩红”五千人
乌蒙山，在孕育千里回旋战的军事奇迹之前，已见证省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以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创建革命根据地。8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大定宣告成立，贺龙任委员会主席。不久，委员会迁至毕节的一座天主教堂内。
这一革命旧址，现在挂着“百花路8号”的门牌。正对院门，是中西合璧的“礼拜堂”，其外墙上镶嵌着王震所题“红军在黔西北”金色大字。院内，红豆杉、三角梅、万年青等植物，与刻着“三省红都”字样的雕塑相映成辉。一墙之隔，毕节一小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将活力源源不断地注入这个庄重典雅的院子。
毕节市史志办副主任高隆礼，边与记者一起参观“礼拜堂”内的展厅，边讲述起红色政权的故事。一台石印机，红军用它印制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向群众宣传革命主张；一床棉絮，是乌蒙山回旋战中，红军征用赫章县李开才家的一头猪后，与三块大洋一起留给李家的；一把红小豆，是红军留在苗族群众家的，后来这一豆种被广泛播种，成为当地特产，并被称作“红军豆”。高隆礼告诉记者，当时群众尽管生活贫困，但还是拿出粮食、衣被、鞋袜等支持红军。大定、毕节两县的裁缝和妇女，还在苏维埃政府发动下，日夜赶制2万多套军衣，解了红军燃眉之急。
黔大毕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使红二、六军团得以休养生息，也壮大了队伍。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的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举动，赢得群众拥护，5000多人加入红军。这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中最辉煌的“扩红”成绩，被许多红军将领称为长征的“黄金时代”。
革命火种，燃遍乌蒙山区
将时间轴继续前移，记者看到，红军进入贵州西北之前，革命火种已在乌蒙山区点燃。1933年冬，毕节人、共产党员林青，在上海出狱后，因无法找到党组织，便与同乡缪正元一起回到家乡。他们办起“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组织进步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次年1月，林青、缪正元、秦天真成立中共毕节地下党第一个党支部。党支部要求，草原艺术研究社成员必须会唱《国际歌》，演戏要演进步话剧，绘画要绘刚强之人，文学要写劳苦大众。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后，林青到遵义向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汇报地下党工作情况。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
毕节地下党还掌握了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率领的3支地方武装。在地下党和地方武装接应下，1936年2月9日，红二、六军团不费一枪一炮拿下毕节。
80年后，在毕节市七星关区一片老街巷，走过一条条弯曲不平的石板路，记者寻访到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这里是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的爱国人士周素园的宅院，红军战士进入院子后，发现‘地主老财’的书架上竟有马列主义书籍，书上还密圈细点，很惊讶，就向首长汇报。任弼时、萧克等军团首长与周素园谈心，向他宣传党的纲领。”高隆礼津津有味地说起历史，“在席大明部等3支地方武装的基础上，红二、六军团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请周素园担任司令员。”
贵州抗日救国军，是红军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省级抗日武装，其第二支队后来编入红军，一、三支队留下坚持斗争。
大山的壮阔，来自于它的包容。革命的推进，有赖于各方协力。红军像“走泥丸”一般，踏过巍峨雄壮的乌蒙山，迈向新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