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赔偿
1990年4月，当还是国家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普通工作人员的童增萌生出对日索赔这个想法时，他不会想到，此刻的想法将激起以后近20年中国对日民间索赔波起云涌的大潮。
在最初的国家赔偿的思路遇阻之后，童增开始借助媒体等平台向外宣传对日民间索赔的理念，并和越来越多的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取得了联系。
而后一个名叫小野寺利孝的日本律师在了解情况之后表示愿意与童增合作，为中国战争受难者提供对日民间索赔的法律援助，并回国组建了“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律师团”。
1995年，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诉讼正式启动，进行法律前哨战的则是中国劳工的索赔诉讼——在二战末期，因国内劳动力严重紧缺，日本从中国强掳劳工押解到日本强制其从事体力劳动，涉及135个劳工工地、至少35个加害企业。
而据日本外务省管理局1946年制作的《华人劳工工作情况调查报告书》记载，战争期间被掠往日本的中国劳工总人数为38935人。其中，将近7000人被夺去生命。
1995年6月，以花冈矿山强制押送案的中国劳工耿谆等人率先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交起诉书，要求鹿岛组向原中国劳工及其遗属作出总额约为6000万日元的伤害赔偿，这也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
1997年，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布原中国劳工诉讼团败诉。耿谆率领原中国劳工及遗属诉讼团继续上诉。最终在3年后，东京高级法院判处原告方原中国劳工及遗属诉讼团与被告方鹿岛组和解：鹿岛建设公司向中国红十字会信托5亿日元，作为事件的赔偿金。
虽然鹿岛劳工索赔诉讼并未最终获得完整的胜利。但这一系列的战后赔偿诉讼案是战后原中国劳工与战时奴役他们的日本企业之间首度达成和解。
西松建设公司是另一个劳工诉讼案的被告。1944年，承接安野发电所建设工程的西松组(西松建设公司)从中国强掳了360名劳工，其中29人死亡。
这些被强掳的劳工中的5人代表所有劳工于1998年向广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获得赔偿。2002年7月，广岛地方法院作出一审裁决，虽认定西松公司应负法律责任，但以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原告诉求。
2004年，广岛高级法院二审裁定原告胜诉，但是好景不长，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最终裁定原告败诉。不过判决同时认为，受害者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和肉体痛苦，西松公司强制中国劳工劳动也获得了相应利益，希望包括西松公司在内的相关方面“在救济受害者方面作出努力”。
2009年10月，西松建设公司与安野发电厂建设工程被掳中国劳工达成正式和解，就战时强掳中国劳工事实表示谢罪，并接受建立“受难者纪念碑”等和解条款，同时公司出资2.5亿日元设立补偿基金。
2010年4月，西松建设公司与另一工地新县信浓川水坝的被掳中国劳工再次达成正式和解，向劳工方面书面谢罪并承诺修建纪念碑，同时支付1.3亿日元的和解金。
据了解，截至2011年，只有上述三处工地、两个公司实现了与中国受难劳工的和解，日本政府和许多加害日本企业仍然不愿正视历史事实，解决问题。
此间有媒体分析，部分日本被告公司正在决定分担政府责任，对通过一揽子条件解决表现出积极态度。还有一些日本企业考虑到今后可能进入中国市场而开始意识到赔偿问题，但在一系列诉讼中同为被告的日本政府方面却不愿协商，导致无法实现和解。
不过，相关诉讼案的和解虽然只是有限的胜利，但依然鼓舞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受害劳工踏上了对日索赔的道路。
2011年，三菱劳工索赔团赴日交涉，向三菱公司递交《统一要求书》，展开了中国受害劳工新一轮对日索赔。据最新消息，目前三菱劳工的对日索赔工作已经进入了和解阶段。这也将鼓舞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劳工加入对日索赔的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