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华时化学战特点
由于化学战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各国对作战控制权均高度集中。日军对美、英、苏等强国使用化学武器作战，必须经过天皇批准，因此除太平洋战争上极个别战例外，基本上没有进行化学战。至1944年夏季，由于战局严重恶化，为避免前线指挥官在紧急情况下擅自使用，日本军部更将全部化学武器撤到后方。在中国战区使用化学武器，只需要陆军参谋总长批准--日军控制权差别实际反应了对手国力的强弱。
每次大规模作战前，日军还专门发布指令，规定允许使用化学武器的种类。1937年7月28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下达“临参第421号命令”，允许“适时使用催泪性毒气筒”，根据这一命令，日军驻华北第10师团于同年10-1938年5月间，共使用了1619个催泪性毒气筒。1938年4月21日闲院宫载仁亲五下达“大陆指110号命令”，允许在战领区使用红筒和轻迫击炮红弹,并规定"要尽可能将使用地域内的敌人歼灭,以销毁残存证据"--从此，屠杀中毒伤员成为日军行动的惯例。
日军对华化学战贯穿了八年抗战的始终，地域遍及18个省，有准确记载的战例达2000多次，造成中国军队伤亡8万多人(实际使用的次数和伤亡应多于此)。从缴获的日军化学战记录与中方记录进行比较可知，同时期日方记录次数较多，有时甚至为中方记录的2-3倍--化学战杀伤力巨大,很多时候因为没有受害者生还而无从查证。
日军在侵华不同时期进行化学战的情况是有差异的，但基本和战争进程一致。在正面战场上：1937年使用次数较少，且带有试验性质，由于发现效果极好，遂迅速总结经验并改进战术、训练及编制；1938-1939年日军进行化学战次数急剧增多，而且扩大到战役规模；1940~1941年化学战也很频繁，1943年以后逐年递减，但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还发生过个别日军部队以化学武器顽抗的战例。
从日军使用毒剂种类上看、喷嚏性的二苯氰胂(日军称“红1号”)最多，占已知战例的81%，致死性毒剂占19%。其中原因并非出于人道考虑，而是由于二苯氰胂可以迅速使无防护士兵丧失战斗力(抗战初期，日军发现我军防毒面具无法防御二苯氰胂)，同时，日本士兵的防毒面具又可以提供足够的防护。另外，二苯氰胂在战场上有效时间短，通常在几十分钟以内--上述特点非常适合支援日军步兵的进攻。相反，使用毒性大且作用时间长的芥子气，反而会限制了日军自己的行动，但日军往往在作战不利时大量使用芥子气，特别是在防御和退却时。
从日军毒剂投放方式上看，炮兵攻击最多，占64%，近战使用占29%，空投和布毒占7%。日军对我军后方广泛采用汉奸投毒的办站，甚至多次发现其收买几岁到十几岁的小汉奸直接混进军队营房投毒，并且借此制造恐怖，以趁机进行反抗日宣传活动。在敌占区，日军曾强迫平民注射毒针，如强迫注射绝嗣针、或为日军修建工事的民工注射哑针。
从日军化学战规模上看，主要以中、小规模为主，平均每次使用毒剂弹(筒)数十到数百发，大规模使用较少。主要原因是中国军队汲取淞沪会战的教训，放弃了大规模阵地战，主要采用运动战和游击战，致使日军大规模化学战能力没有施展的机会。另外，大规模化学战对准备工作、自然条件、协同动作要求更高。
从作战效果上看，日军在进攻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成功率远高于防御。这是由于进攻方有充分的主动权选择使用化学武器的适合条件，特别是风力和风向。另外，在进攻时，日军还可以提前得到临时配属的化学战部队的加强。
防御作战，又分为阵地防御和仓卒防御。其中前者使用化学武器的成功率高于后者。原因是此时有充分时间囤积弹药，并进行试射。而在仓卒防御条件下，很多情况不利于使用化学武器。
日军化学战的补给系统是独立的，如华中派遣军的野战毒气厂设在安徽省滁县。还曾在九江、武汉和庐州等地设立野战毒气分广，以支援日军第11军和第2军。毒气分厂下面又设野战毒气支厂，为日军各师团、独立炮兵部队和独立化学战部队提供化学弹药补给，如广济、瑞昌、德安、固始、商城……等地。一般在日军大量使用化学武器的地方均建有野战毒气支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