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把公平的愿望寄托在好汉身上只能是幻想。唯有推翻旧的剥削制度，建立人民政权，依靠法制来实行公平。可新中国建立60多年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盼清官、盼侠？最主要的原因是，某些地方的人民并没有当家作主，官员把人民当子民来统治，甚至贪赃枉法，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典型事例之一是2008年发生在贵州瓮安的“6•28事件”，县委、县政府的3幢大楼被烧了。瓮安县治安长期混乱，积案很多而未破，警察干什么去了呢？在路上搞罚款创收，抓了罚，罚了放，放了再抓，如此反复。政府各部门利用权力吃卡拿要，中午饭局后有一个打麻将的“经济半小时”，要办事的输给管事的，下级输给上级，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于是“侠之流”出现了。他们看似在反贪官，维护群众利益，其实拉起的是黑社会帮会组织，并很快与贪官沆瀣一气了。各帮派各霸一方，向企业、商家甚至学生收取保护费。骚乱平息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长龙长春临危受命下去任县委书记，治乱的武器就是民主与法制。老百姓只要在门口刷一下身份证，谁都可以进县委、县政府反映问题，同时派大批干部下到基层听取意见，对群众反对的干部果断处理，对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及时解决。在基层实行海选，对干部进行民主测评，种种措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依法办事。正道通而歪道塞，法制行而邪气灭。
1950年剿匪，瓮安是匪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贵州军区打了一个“瓮（安）、余（庆）、湄（潭）战役”，才将土匪剿灭。58年后又出“6•28事件”，烧了政府大楼，很值得深思。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公权力腐败，民主不畅，法制不行，仍然有可能出现类似匪患的骚乱。在旧中国，匪乱因不平等而起，而匪乱又带来更严重的不平等，这是一个历朝历代没有走出的“怪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了这个“怪圈”，而要不让这个“怪圈”重演，唯有坚持民主与法制。面对种种社会不公的现象，如果不能在民主与法制内解决，法制外的“侠之流”就会出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难免出现类似的瓮安事件。
从文化上说，中国老百姓还不习惯从民主和法制的角度思维，而习惯《水浒》式的思维。这一方面说明民主和法制建设还有差距，另一方面是侠文化和匪文化的影响深刻，而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文化还处于弱势地位，目前还没有一部作品能与《水浒》比肩。因此，要用民主与法制文化代替侠文化和匪文化，任重道远。
